孙诒让石刻学成就初探20080917132521830

虞万里

[摘 要] 晚清朴学宗师孙诒让以经学、子学、文字训诂之学为學林仰慕、称颂了整一百年，而学界对其在石刻方面的研究与成就也忽略了一个世纪。孙氏自17岁起即有志于碑版刻石之学，前后二十年间，因兴趣、机缘、用功诸因素，使其在石刻学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虽著作之留存仅一《目》一《记》一《志》和题跋数篇，但已足以奠定其在清代石学中不容忽视之地位。揭示孙氏在碑碣、刻石、砖铭上所化之精力及其研究历程，可以更深刻地体认他之所以在经子小学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换言之，正是对石学的长期浸润和深入研究，引发了他对古文字的研探；正因通贯和悟彻了古文字、碑版文字、传统文字构形学的内在理路，方使其在经子之学上有胜人一筹的理解。

[关键词] ； ；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8）03—0000—00

[作者简介] 虞万里，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引 言

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清一代朴学殿军孙诒让与世长辞，享年61岁。孙氏生前将《墨子间诂》请长辈俞樾作序，俞序曰：“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①以《札迻》请序，俞序曰：“仲容学过于余，而年不及余，好古深思，以日思误书为一适，吾知经疾史恙之待于仲容者，正无穷也。”②可见这位前辈对他推崇备至。孙氏没后，一时海内硕学俊彦如章太炎、刘师培、罗振玉、梁启超、曹元弼、张尓田、姜亮夫等皆有赞辞，③然所誉多在《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和古文字方面，唯乡后裔私淑弟子李笠在《我对孙先生仲容的认识》一文中曾说：“先生又搜集瑞安、永嘉附近的古砖，著《古甓记》，这都属于地方性的新材料

④

的整理”又说：“《东瓯金石志》一书，虽与戴咸弼合作，而先生之功居多。”虽提及其石刻学，却语焉不详。《周礼正义》一书固然是悬诸日月而同辉的名著，《墨子》确是至孙氏《间诂》始能读通，古文字亦数他为开山之祖。但孙诒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疏通经、子的同时，碑版砖铭也是他绍继嘉道以还石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惜一百年来，竟无专文论述。究其原因，《汉石记目录》迄未刊行，《温州古甓记》流传不广，《东瓯金石志》衔名次于戴咸弼之后作为校补者，石刻跋文仅20篇，载于《籀庼述林》卷8，故不为人所注意。兹就以上相关著作，联系孙氏早年的语言和文献学功底，以清代石刻学为背景，来窥探这位一代学人在石刻学上所取得之成就。

一 清代石刻学之兴盛

碑刻之集录虽可上溯至南朝梁元帝所撰《杂碑》22卷、《碑文》15卷和谢庄所撰《释氏碑文》30卷，但当时或仅是集录，并非研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多用碑刻来引证史地，也只是自然地运用。真正有意识地为存古和研究之用，应从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和赵明 ①②

俞樾：《墨子间诂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俞樾：《札迻序》，北京：中华书局19年版，第2页。 ③

姜亮夫作《孙诒让学术检论》，对孙氏学术全面评介，但也未涉及其石刻成就。《姜亮夫全集》卷20《史学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567页。 ④

《图书展望》复刊号，转见瑞安文史资料第19辑《孙诒让学记（选）》引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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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的《金石录》为始，自后刘球的《隶韵》、娄机的《汉隶字源》等转从文字的辨识上用功。至洪适撰成《隶释》27卷《隶续》21卷，萃著录和考释于一书，真正将石刻研究引上轨道。元明两代，虽有继踵，却未能超越。清代自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万斯同《汉魏石经考》《唐宋石经考》以下，一时各种金石著作如雨后春笋，遍地而生。据容媛《金石书录目》所载，自宋代至乾隆以前的金石书仅67种，而乾隆以后却多达906种。①这些内容侧重不同，形式各异的著作，金石学家陆增祥曾作过归纳，他说：

著录之家，本朝极盛，荟萃成书，奚啻百数，有限以时代者，有限于一省者，有限以一省并限以时代者，有限以一郡者，有限以一邑者，有限以域外者，有限以名山者，有限以一人者，有限以一碑者，有别以体者，有叙以表者，有绘以图者。其上追秦汉，下逮辽金，近自里闾，远迄海外。总括而考证之者，亦不下数十家。或宗欧、赵之例，

②

著目录加跋尾；或宗洪氏之例，具载全文；或勘前人之讹，或补前人之不足。

陆氏于每类之下均举列相应之著者、书目，以实其说，如“限以时代者”下举“翁氏《两汉金石志》、严氏《汉金石例》、申氏《涵真阁汉碑文字跋》、范氏《分隶偶存》”等等，于此可见著作、种类之多。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12卷集录石碑、砖瓦7000馀目，主要依据邵晋涵辨《四库全书》时所得石刻，加上王昶、钱大昕、翁方纲等金石家邮寄拓本及邢澍所藏汇集而成，非亲自踏勘搜访，所以赵之谦有《补寰宇访碑录》5卷，罗振玉有《再续寰宇访碑录》2卷，刘声木有《续补寰宇访碑录》25卷，皆补孙书所未备。实因碑石散在荒山野地、足迹罕至之处，一二志士难以荟萃搜集，于是集录一省一县一邑之碑刻者趁势而起，或志目录，或集图像，或作考订。其中阮元《两浙金石志》、李遇孙《栝苍金石志》、毕沅《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阮元同撰）等皆其著者。同时嘉道以下所修撰之方志，大多有金石志卷。③关于文字、史实的考订，自顾炎武、朱彝尊而下，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能从经、史、小学等不同方面揭橥石刻内涵，为世所推崇，他如武亿《授堂金石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叶奕苞《金石录补》、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等亦多能以碑证史补史，各有贡献。总之，清代嘉道以下之石刻研究，尤其是搜集乡邑的碑刻文字，并与乡邦文献互证，已成为一时风气。孙氏身丁其世，不能不为其风所染。

二 孙诒让石刻学的语言文献学养

古代碑刻所蕴含的信息量十分丰富，文辞古奥、俚俗均有，字形讹俗混杂，史实邈焉难徵。故读碑首先必须具备语言学功底，对文字、音韵、训诂有深厚的修养。其次是对历史文献的熟谂，俾能与碑刻史实交互印证。再次是掌握必要的古代历法专门知识，使残缺不全的纪年得以恢复其真实的岁月。要深刻理解孙氏在石刻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很有必要揭橥其在以上几方面的素养。

文字音韵训诂学素养 孙氏接触小学始于何时无考，但其13岁（1860）时，已草《廣韻姓氏刊误》1卷，15岁（1862）增删为二稿，十七岁（18）润饰为三稿，十八岁（1865）修改定稿，分上下2卷。此书虽为勘正《广韵》中姓氏之讹误，但其接触、利用韵书之早，已可概见。同治七年（1868）购得明内府本《广韵》，同治十一年（1872）又购得元本《广韵》，并有题记。与此同时，得到阮刻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读之爱玩不释，尝取《考古》《博古》两图及王厚之《复斋欵识》、王俅《啸堂集古录》互相雠对。④又曾取《六 ①

参见中研院史语所单刊乙种之二《金石书录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容氏书分为10类，其中所载之书多金石不分，盖古人多将金石并列。此数据依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第3章所统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②

陆增祥：《金石续编序》，《金石萃编》附，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版，第4册，卷首第一叶b。 ③

容媛：《金石书录目》，统计方志中之金石志有297部。见该书“方志中金石志目”类。 ④

见孙诒让：《薛尚功钟鼎款识跋》，《籀庼述林》卷6，《孙籀庼先生集》，：艺文印书馆，第2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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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故》与莫友之《说文木部》对勘。①十二年（1873），从唐端夫处借得顾广圻《说文辨疑》、翁方纲校本宋娄机《汉隶字源》、马钊《集韵校勘记》传抄手录之。关于《集韵》一书，当其20岁在杭州闱试中式后曾购得罗以智校本，记云“吾乡方雪斋先生成珪尝辑众本雠校，为《集韵校正》若干卷，稿本今藏邑中项氏，今尝欲借录，未果也，丁卯八月。”②但最终于光绪五年二月将方氏《集韵考正》10卷刊成。《集韵》搜罗异体字极多，有助于石刻中异文俗字的考订。孙诒让前后数年关注此书，无疑对其石刻研究有莫大的帮助。

文献目录学素养 孙氏8岁从父亲依言受《四子书》和《周官经》，12岁受诗法。16、7岁时，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公所集刊《经解》，已略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

③

家法。父亲孙依言是一位热心乡邦文献整理的学者，不仅搜辑温州地方史资料汇编成巨著《瓯海轶闻》58卷，还创建玉海楼，入藏古籍图书8、9万卷。据后人统计，玉海楼所藏温州乡贤遗书达462部。而诒让在光绪三年，亦手撰《征访温州遗书约》，可见玉海楼所藏，乃父子两代人努力不懈的结果。尤其孙依言纂辑《永嘉丛书》，诒让协助校勘，如《浪语集》、《水心集》、《横塘集》、《蒙川遗稿》、《止斋先生文集》等，都经诒让奉父命雠校、勘覆而梓行。这些文集也都成了他日后考证东瓯地区碑版、摩崖文字的最直接资料。作为掌控书海的书目，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无疑是一把钤键。一般学者只是备置查阅，而孙诒让却不仅阅读，还动手编纂。同治八年（1869），22岁的他开始编纂《温州经籍志》，为了纂辑此书，他不断阅读、揣摩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同治十年（1871），写定邵懿辰遗著《四库简明目录标注》20卷，将家藏之本附注于后，次年又加校勘。张、邵二书都是题跋、目录名著，

《经籍志》纂成。诒让用功于斯，等于为正在纂辑的《温州经籍志》悬例张目。④8年以后，

这样的藏书特色和校勘、编纂的经历，对于日后考订石刻文字，无疑会游刃有余。

古代历法知识素养 历法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尤其汉代太初历以前的所谓古六历，历家更是人各一说，难以补述复原。孙诒让光绪元年（1875）28岁那年，撰成《六历甄微》，分《历经》、《历议》、《历谱》、《历徵》、《四分术钤》各1卷，都凡5卷。于六家之佚文、历代之议论、黄帝以下之历谱及《淮南》《易纬》《周髀》中相关之数术皆有论列。即此一书，可知其对于历法之精熟；即此一书，可理解其在石刻考证过程中对刘羲叟《长历》、钱大昕《四史朔闰表》等书运用之纯熟。

以上仅是围绕孙诒让的石刻研究相关的几个部分略加表述。孙氏自18岁撰《白虎通校补》，20岁以前即积累《札迻》资料，26岁（同治十二年）起草《周礼正义长编》，以及群书之校勘，都是其经子功夫不断积聚的表征。尤其是25岁（同治十一年）撰《商周金识拾遗》3卷，及其后所撰之《古籀馀论》等，又都是他贯通籀篆隶楷、正体别字的文字学素养。30岁时，访杭州丁丙，得观嘉惠堂八千卷楼秘藏之盛。凡此种种，日积月累，都积淀为他考证碑刻砖铭的深厚学殖。

三 碑刻古砖的征集、搜拓与校读

一个学者一生学问的路向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必然性中仍有其偶然因素在。孙诒让生活在古文学家孙依言的家庭中，完全可以走永嘉学术研究之路，但他却执意走上经子考据之道。考经证子，《周礼》《墨子》之外，可为者尚多，他却化一定的精力在石刻上。晚清石刻学的 332页。又戴家祥：《斠点名原书后》，山东：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①

见孙延钊：《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同治三年下《六书故识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②

见孙延钊：《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同治六年下，第60页。 ③

见孙诒让：《札迻序》，第2页。 ④

孙诒让虽云《温州经籍志》以《四库提要》为参照标准，但亦广泛参考各种书目体式，比如对于习见知书的序跋，皆仅存目，就是依照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见其书“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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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固然是客观的现实，但这仅是外在原因。孙诒让之所以会从事石刻研究，还有一段因缘。同治三年（18），17岁的孙诒让在侍父于寿州的官斋中，从知州施照幼子手中收得元管军上百户铜印一枚，同时得到晋太康三年砖一块，这是他收集古印、古砖之始；同治九年（1870），友人赠与富贵砖及残砖各一块，他从篆法上审视以为是汉代之物，便请工匠雕硺为研，刻铭于上：这都为其十多年之后从事石刻研究埋下了因子。自此之后，他征集、搜罗拓片、碑刻、古砖的兴趣日渐浓厚。

同治十年（1871）正月，诒让与妹夫杨晨北上应礼部试，道出京口，游金山、焦山，手拓汉定陶鼎及唐经幢石刻。十二年腊月，校读《唐房玄龄碑》，补正王昶《萃编》所收本之缺文愈百字，复以史传考证碑文所载事实，为之跋。十三年（1874）正月，复与杨晨北上应试，再赴焦山海云堂观摩《瘗鹤铭》并手拓之，①八月，钱泰吉高弟唐端甫家富藏书，以《齐天造像拓本》见贻，亦手录并为之跋，十二月，检校箧中所《吴禅国山碑》和《汉豫州从事孔褒碑》，附以王念孙《汉隶拾遗》之说。光绪元年（1875）正月，校读《北齐残造塔铭》，略有补正。光绪二年（1876）五月，校读《北魏始平公造像记》，闰五月校读《北魏孙秋生等造像记》、《唐胡佺墓志》、《唐张诜夫人樊氏墓志》、《晋赠太傅罗周敬墓志》等，依拓本审校校补。八月，同邑薛子枢遇辰先生以所藏兴和残砖拓本见贻，此砖薛从燕人收得，诒让考定其为东魏邺宫遗物。十二月，重读罗以智《汉严季南摩崖拓本跋》，取《十二研斋金石录》校一过。以上尚只是一年数次用功于石刻，有顺道访拓，有朋友馈赠，也有箧藏重读。自光绪四年（1878）起，他对碑刻拓本更为专注。其年二月，诒让与从弟诒燕同至陶山访碑，乘潮上驶，过焦石，登览石塔绍兴辛巳题记，并拓得兹刻。又访得宋天熹四年陶山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治平二年陶山寺井栏石刻，宝庆二年鲤鱼山摩崖及元贞隐处士張公墓碣，手拓以归。至秋，校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北魏刘洛真造像记》。五年（1879）二月，一连校读隋唐墓志十余方，每一方皆有刊谬补缺。②同时，他开始致意于古砖的搜集。十多年前，他曾先后搜到过晋太康三年砖、汉富贵砖和永嘉松台山净光寺塔宋元祐、熙寧诸砖，③光绪五年又收藏一方汉五凤三年砖研，即此有感于阮元之《两浙金石志》搜录浙地汉至五代砖文80余种，而温州古甓竟付阙如，于是与林祁生和周伯龙、仲龙兄弟搜访郡邑石刻古砖，冀得唐以前物。天道酬勤，果于县城西门内西岘山巅得宋元嘉某年砖、十四年砖，于东郊外菜囿墙间得梁天监十年砖，亟传示同好，矜为创获。

孙诒让真正大批量地获得古砖，是在光绪六年（1880）十月一个偶然的机缘，当时他奉父命去盖竹山为先茔封土督工，回来时路过廿四都下湾，在古冢旁惊奇地发现零甓满地，仔细审视，“其砖皆隐起有花纹，字画粲然可辨”，竟是晋太和二年砖。一时欣喜若狂，拾得数块完整者，归以示林、周诸君，相与惊叹累日。但乡农闻而聚观，却不以为然，谓乡间破冢垝堙，到处都是。于是相率引导诒让往水西洞山、林奥和尚山、东坛山、廿六都塔山、西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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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隆山、万松山、周湖山等处寻访，“短屐长镵”，“得晋至梁砖无虑数十种”。这个意外的发现和收获，使得他搜访古砖的信心大增。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或乡人见告，或得闲寻访，所得古砖，与日俱增。光绪八年（1882）秋，诒让检视收藏的晋、宋、齐、梁、陈之古砖已逾百种，遂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百晋精庐”，别署“百晋陶斋”，以志古砖骈萃之缘。 ①

孙诒让：《题焦山定陶鼎拓本诗叙》：“余同治辛未、甲戌两游金、焦，曾手拓二鼎并《瘗鹤铭》、唐经幢诸石刻，古缘骈萃，其乐无量。”盖即指此。 ②

该年读校之碑有《唐幽州昭仁寺碑》、《唐郭思训墓志》、《唐冯氏妇墓志》、《唐贺兰氏墓志》、《唐无畏不空禅师塔记》、《唐刘感墓志铭》、《唐张安生墓志》、《唐少林寺神王师子记》、《唐卢朝彻谒狱庙文》、《唐嵩山会善寺戒坛记》、《唐吴达墓志》、《唐尓朱逵墓碣》、《隋赵芬碑记》等，其校读之记必有可观，然不见于《籀庼学林》，或仅是题记于拓片上，故录其目，以备采访。 ③

孙延钊：《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系得此砖于光绪五年，而云“先于永嘉松台山净光寺塔曾得宋元祐、熙宁诸砖”，不言具体年月。案《温州古甓记序》亦曾提及，谓以此拓本贻戴咸弼，戴着录于《东瓯金石志》。戴书初刻于光绪二年（1876），则此必二年以前所得。 ④

参见孙诒让：《温州古甓记叙》，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活字本，第1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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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趁闱试进京之便，请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为题“百晋精庐”、“百晋陶斋”篆隶两额。就在这一年，诒让的《温州古甓记》和戴氏增订本《东瓯金石志》刻成，之后他倾精力于《周礼正义》和《札迻》《名原》等书的撰作，间有朋友惠示石刻拓本，亦偶作跋语，①而基本上已很少和石刻交道。

四 孙著石刻三书成书过程

孙诒让从17岁时搜得晋太康古砖一块，到36岁校补《东瓯金石志》成，前后20年，尤其是最后几年，对石刻可谓近于痴迷。但所留下的著作，仅一《目》一《记》一《志》和数篇题跋而已。下面对各书之成书过程略作考证。

一《目》即《汉石记目录》，23卷，一小册，改定的稿本所录汉及三国石刻计166种，按勒石年月编次先后。手稿今存浙江大学图书馆，上有朱笔批校并跋记。孙延钊云：“写定《汉石记目录》一小册，所录汉及三国石刻倍于翁氏《两汉金石记》石目，……翁《记》文字间有缺误，复一一详审拓本，旁稽它籍，为之补正，随笔缀识于翁《记》册端。”②无疑，《目录》系增补、扩充翁《记》之作。翁方纲曾于乾隆年间编纂《两汉金石记》22卷，为断代金石之首创性著作。其首2卷为年月表、卷次、碑目及对《集古录》《隶释》《隶续》等目次之考订，卷3以下为碑刻文字考释。计所收碑目、碑文包括所附曹魏、孙吴碑9种不过

“光绪丁丑，增定此目，凡汉种，远非汉代所存碑刻之全部。③据孙氏《目录》跋记云：

及三国石刻共一百六十六种，中容记。”是超过翁《记》一倍。《汉记》增定时间虽为光绪三年，原稿则必早于三年。《籀庼述林》卷八《吴禅国山碑跋》末云：“同治甲戌十二月，偶检箧中弆本校读一过，遂拉杂记之。”④此跋殿于八篇汉碑跋文之末，故其它跋文后虽未署年月，颇疑皆为十二年以前所作。若此推测不误，则同治末年前后，诒让以翁《记》为蓝本，参照《集古录》《隶释》《隶续》《金石萃编》等有关著作，搜辑、钩稽两汉三国碑刻，企图完成一种汉代石刻总目。光绪三年跋记原用朱笔书写，数字记为“一百五十八种”，后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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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1“□□灵台笔改为“一百六十六种”。检视正文卷3“□府御史河南□令王稚子阙”

碑”、卷14“□州刺史魏元丕碑”、卷15“幽州刺史朱龟碑”、卷16“小黄门谯敏碑”、“圉令赵君碑”、卷17“上庸长司马孟台神道残字”、卷23“禹陵窆石题字”等8种碑目，整理者皆云“此条朱笔书写”。又朱笔点勘误字多处，如卷20“元帝庙画象题字”，朱笔改“帝”为“圣”。据此，浙大稿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同治末年初稿完成，光绪三年十二月增补8种，点勘误字，作跋记一行；另一种可能是同治末年完成初稿，光绪三年点勘误字，作跋记一行，不久又增补8篇目录，乃用墨笔改朱笔之“一百五十八”为“一百六十六”。但从“增定此目”4字着眼，似以前一种可能性为大。

一《记》指《温州古甓记》，1卷。光绪五年（1879）间，诒让与同郡林祁生、周伯龙兄弟致意于郡邑石刻砖铭的收集，稍稍得一二古砖。六年，因都工先茔而得晋建元、永和、升平、宋元嘉等砖。又因乡农引访导寻，一时所获颇多。于是草《瑞安古甓记》，将所藏古砖依年代次其先后，并予著录、考证。据孙延钊《年谱》谓此稿已有“自叙于册端”。光绪七年（1881）正月，续得宋元嘉廿三年砖、宋太豫砖、齐永明七年砖，二月，又在永嘉古城得古砖21种，大都是晋、宋间古物。此后数月至光绪八年（1882）冬，每有新得。此时数量上已超过《瑞安古甓记》所载，地域上也超出瑞安一地，所以增补旧作，易名《温州古甓 ①

如光绪二十二年（16）同里林向藜惠示《孝宽塔铭残拓本》，诒让曾为之作跋语数行于后。跋文见《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76页。 ②

《孙诒让学记·著述考》“汉石记目录”引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4页。孙延钊《年谱》文字略同，第159页。 ③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22卷，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④

《籀庼学林》卷8，《孙籀庼先生集》，第2册，第468、469页。 ⑤

笔者未见原稿，此处叙述祝鸿杰先生整理本之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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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书中收录自晋至南朝宋、齐、梁、陈年间温州地区发现的古砖约120方。每方依年代拟其砖名，录其原文，次则详细标明该砖长、广、厚之尺寸，砖文花纹、字体、出土地点、藏所。而后另起一行对砖文年号、俗字、姓氏、称谓、官秩等详细考证。今存手稿1种，藏浙江大学图书馆；抄本3种，分别藏玉海楼、温州图书馆、温州博物馆；刊本1种，系乡后裔、瑞安县立通俗图书馆图书部主任陈准交由中华书局1931年排印本。

一《志》指《东瓯金石志》，12卷，光绪九年（1883）刊本。署名为：嘉善戴咸弼鳌峰纂辑，瑞安孙诒让仲容校补。戴咸弼字鳌峰，嘉善人。同治、光绪年间官温州府学教授。耄

①

而好学。著作除《金石志》之外，尚有《史学津逮》、《琐语录》等。此书成书过程及内容甚为复杂委曲，谨述如下：

在阮元《两浙金石志》、李遇孙《栝苍金石志》的影响下，戴咸弼有感于《温州府志》碑碣寥寥无几，摩崖仅存一二，深以为是地方文献之缺憾。同治九、十年间，他在温州郡庠得五方宋元碑刻，皆阮、李二书所未载，遂有纂辑之念。于是登峻岭，探幽谷，与其子文佐、文儁于榛莽之中，蒐罗摹拓，四易寒暑，始成《东瓯金石志》10卷，补遗1卷，附录1卷。前10卷依年代录西晋至元的摩崖、石刻、题名，为正文。正文甫刻成，已发现排列、考证各种问题，于是有“金石志初校记”之刻，如谓“石佛洞题名碑宜入附录”（卷3）、“嘉福院浴镬宜在张文君丹炉内题记之次”（卷4）、“李公秉赵景仁仙巖题名，公秉，李钧字，元豐中以朝请大夫知温州”（卷3）等，将此校记置于第10卷之后。复次为“补遗目录”，后题“永嘉傅传省三、瑞安孙诒让仲容参校”；“卷11补遗”，下题“嘉善戴咸弼鳌峰辑”。此卷考证下多题“诒让案”“傅传案”，盖文字为二人所撰。复次为“附录目录”、“东瓯金石志卷12”，亦题“嘉善戴咸弼鳌峰辑”。

本书凡例之下落款为：“平阳徐引之淞樵、泰顺林用霖亨甫参订，男文佐星才校字，文儁玉生参校。”正文著录之后，多有考证文字，每题“引之案”、“用霖案”、“文儁案”等，

②

，如“王孝和等仙巖题名”、“薛良即署款所谓“参订”“参校”者。但也有多则“诒让案”

朋圹志”、“沈枢仙岩题记并诗”、“铁井阑题字”等，此即凡例所言：“益以孙仲容孝廉邮寄数种，考覈精详，亟为录入。”是本书第一次刊刻时，诒让已经参与其中。但光绪刻本是一本仓促而不完善的本子。戴氏在凡例中说：

是书草创，尚无定本，有前此未见者，如葛稚川“小岩栖”三字，宜列卷首，有简册可据，石泐无存；或不知年代，如“昇台”二字之类。初拟一例编入，经王子庄孝廉商定，别列存目一卷，遂移置于后，故未经镌板，先用活字排印，以免削牍之烦。

《两浙金石志》所收碑刻至元而止，然前明距今远或五百年，近亦二百馀年，磨崖碑碣，渐就湮没者不少。今就所见，略加甄录，厘为续编若干卷。

金石文字，可以订史氏之缺遗，证志乘之讹谬，末学肤受，何敢问津。惟孙琴西方

③

伯昆仲驰书敦迫，勉焉属稿。知不足登大雅之堂，识者鉴其荒陋而卒教之。

从以上3条凡例得知，戴氏另有存目一卷未镌版，还有温州明代摩崖若干卷尚藏箧中。此书原为戴氏收集摩崖碑碣之作，自谦未敢以订史证志自居。只是孙依言、孙鸣锵兄弟之敦促，才将自己和各位的考订文字附于摩崖碑刻文字之后以行。检视此本案语情况，戴氏之案语不多，也不见精彩，他的谦虚确是一种自知之明。因为初刻本不是定本，故六七年之后有重刻之举。

光绪七年，永嘉县知县张宝琳领衔纂修县志，委王棻为总纂，戴咸弼为协纂，孙诒让分纂。孙依言父子出所纂《瓯海轶闻》《温州经籍志》及家藏秘籍数千卷，寄存志局，以备采择。张、王领衔而已，主其事者实为戴氏。戴氏虽为长辈，素知诒让学问渊博，每相请教。 ①

生平行历参见孙依言：《东瓯金石志叙》、董朴土宅：《孙诒让学记·交游考》，《瑞安文史资料》第19辑，第235～236页。 ②

凡例也说：“淞樵则于椎拓时间缀跋语，儁儿亦如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皆书某人案以别之。” ③

光绪二年本《东瓯金石志》凡例，《石刻史料新编》第1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第11504页。

6

此时戴氏将所辑《金石志》中的永嘉石刻入县志卷22“金石志上”，藏箧之明代摩崖碑刻尽入卷23、卷24“金石志中、下”2卷。此时诒让所纂《瑞安古甓记》已成书，而所得古砖正日益增多。逮八年县志修成时，诒让已将《瑞安古甓记》扩充为《温州古甓记》。戴、孙二人同在志局，往来密切，遥想在纂辑县志金石志时，磋商尤多，而初刻本《东瓯金石志》中存在之种种不足，在县志的纂辑中日益显现，由此进而商议由孙诒让进一步对原书进行校补，重新刊版。这个计划得到孙依言之赞同，准备收入其所编之《永嘉丛书》中，所以他在八年十一月先为作序一篇，略云：

《东瓯金石志》者，予友嘉善戴君咸弼之所为也。君草创此稿盖十年以来。比予归

自金陵，君时来假所藏书加之考订，而意殊不自足，复属予子诒让为之补校。诒让又以所得石刻及晋、宋、六朝砖文益之，遂成书十有二卷，将以附予所编《永嘉丛书》中。

②

①

从序言得知：将《温州古甓记》附入《东瓯金石志》作为第1卷，是戴氏与孙氏父子事先谋划而定的；八年十一月基本编定此书，但尚未刊刻。孙诒让的校补工作，应在此序之前，县志于八年六月刊成，最有可能是六月至十一月间，但若两人在修志时商定，且商定后即着手进行，则时间尚须约略推前。孙依言原拟将此书收入《永嘉丛书》，但到九年刊成，依言为

，原因不明。据其子孙延钊所记，此书刊成，“诒让复重加署检书名，③却没有编入《丛书》

校勘笺正十馀处，补订夺误五十馀字，而于柯谦《重建郡学碑》、柳贯《重建永嘉县学碑》、释廷俊《仙巖修塔碑》、陈高陈文俊《惠泽记》，并依精拓本覆审一过”。④

比较初刻本与重刻本之异同，戴、孙二氏之案语都有增补与改正。卷4“杨景略丹霞山摩崖”，初刻本说“杨景（路）略无考”，重刻本说“杨康公，洛阳人，见东坡诗”。同卷“周开祖湖潢山题名”初刻本无此刻，重刻本孙诒让案语前有戴氏考证85字。重刻本卷11“曾坚等凤山题名”孙诒让案语之后又有“咸弼又案”语，卷12“龍鼻洞摩崖九種”戴氏案语中有“仲容云”一语，可见诒让校补之后，戴咸弼于刊刻时又随手略补心得，期间或新得石刻，复又请教诒让，遂有各种增补的形式。

该书各卷下题“嘉善戴咸弼鼇峰纂辑、瑞安孙诒让仲容校补”。从案语则数统计，重刻本中相当一部分石刻都有孙诒让的校补文字，用“诒让案”缀于戴氏及引之、文儁等案语之后；从字数统计，重刻本比初刻本多二分之一，如果除去砖文、碑刻正文及石刻出土地点、流传、形制等描述文字，再以戴氏、引之、亨甫、文儁及诒让案语分计，则孙诒让在本书中占绝对多数。所以，《东瓯金石志》一书虽然由戴、孙二人署名，戴的草创之功固不可没，然就所占学术比重而言，将之划归为孙诒让著作是允恰的。

《古甓记》定稿的同时，诒让已经在校补《东瓯金石志》，并将《古甓记》移作《金石志》第1卷。经校核，《记》《志》文字基本一致，着眼于此，也可以说他留下的石刻著作是一《目》一《志》。除此之外，《籀庼学林》卷8有18篇石刻题跋。题跋中以汉碑汉刻居多，有7篇，秦两篇，吴两篇，晋1篇，北齐、北周、赵宋各1篇，唐3篇。卷7有《魏邺宫残专拓本跋》1篇。根据《年谱》所载，诒让在2、30岁时所校读过的碑版远远不止这些，好多题记随拓片辗转流传，已不复能够聚集，为后世探讨其石刻成就留下些许遗憾。

至于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同治十三年甲戌下录《籀庼学林》卷8碑版跋文篇目而云：“又张謇撰先生墓表，载其遗著有《百晋精庐碑录》一卷，其书盖未成，上述各篇，当即其 ①

戴咸弼：《永嘉县志序》曰：“所幸太仆哲嗣孝廉君诒让博雅淹通，近在咫尺，每有疑义，辄移书咨询，获益滋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08册，第3页下。） ②

见光绪九年版《东瓯金石志》卷首，第一叶。 ③

朱芳圃：《孙诒让年谱》（《丛书》，第52页）系《东瓯金石志》于光绪八年，盖均从孙依言作序之年，不妥。因为是年夏季诒让尚陆续得“晋徐孝子砖”、“晋陈卓人砖”“梁天监元年砖”以及“陈天嘉残砖”等，此皆其砖录中重要之物；《温州古甓记》系是年冬整理而成，也是县志纂毕才有空闲时间，故八年不可能刻成其书。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延钊编《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08页）系于九年，是。 ④

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延钊编：《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08页。

7

中之一部分。”①按，《张季子文录》卷十五《孙征君墓表》原作“《百晋精庐砖录》一卷”，②

戴家祥《书孙诒让年谱后》云：“后拟摹刻字体花纹为《百晋精庐砖录》，而工匠不能胜任，今板样存留玉海楼者不过四五方而已。朱氏（芳圃）误信张氏之说，刺取《籀庼述林》卷八跋十四篇，系于同治甲戌，当《百晋精庐碑录》之一部，未免武断。”③朱谱固误，戴氏之说，看似有理，亦不无商榷余地。孙延钊《年谱》于光绪壬午八年下云 “诒让以藏砖拓本示黄仲弢绍箕”，并录诒让识语曰：

自光绪己卯侍家君归里。端居多暇，即与友人搜剔金石古刻，所得晋至元古甓无虑百馀种。兹择其文字略完具者拓出六十馀种。其残缺不完及年久质朽不任毡焟（引按，此字疑有误），沙泥粘互，未暇刷剔者尚数十种，未及尽拓也。谨以已拓者装成一册，

④

奉呈仲韬太史法鉴。册内多留空纸，觊他日可次第增入。壬午上巳日，孙某某记。由诒让自己的识语，可以澄清几个讹传：张謇的《百晋精庐砖录》应该即指孙氏毡拓60余种砖甓装成后奉呈给黄绍箕的砖谱。此时所藏古甓已逾百种，是否三月上巳日已经名自己的斋室为“百晋精庐”，尚须考证，但推想当时椎拓绝不止一册，赠黄之外必有多馀，待光绪九年请王懿荣题署之后，完全有可能题此册为“百晋精庐砖录”。朱谱误认“砖录”为“碑录”，因而裁割《籀庼述林》中跋文属之，固误。但戴氏以仅见玉海楼留存的4、5方板样，遂说孙氏“拟摹刻字样花纹”，“而工匠不能胜任”，意其书未成，恐亦不确。

五 孙诒让石刻学所反映的学术成就

黄绍箕在谈到《墨子间诂》的成就时说：“先生此书，援声类以订误读，宷文例以迻错简，推篆籀隶楷之迁变以刊正讹文，发故书雅记之晻昧以疏证轶事。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若合符复析。”⑤将此语移来作为概括孙诒让石刻学的成就也非常切合。就他的石刻著作而言，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以广博的知识为视角，辨证文字，审度文例，印证文献，对砖文、碑文作较为全面的推考。兹分为几个方面来展示他的石刻学成就。

（一）校勘发覆

校勘有用版本的对校，以文义的理校，还牵涉各种专业知识。推而论之，很多考证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校勘有关。孙诒让的石刻著作涉及校勘之处太多，现只举出一条关涉石经体式、文字通假、文义、典实等综合运用的例子。

《隶释》卷14著录汉石经《论语》残字后有“……盖肆乎其肆也…周”一行，自来治《论语》者以此文系正文之外校语，皆置之不理。诒让认为应该是《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章“盍彻乎……其彻也”六字之异文。他从几方面论证这条结论：

一、 石经凡校异文，皆撮举数字，不录全句。如“求善贾而沽诸”，沽，《鲁论》作

“贾”。石经校语止举“贾诸”二字，是其例也。 二、 葢本𨑹盇得声，肆彻古音亦相近（段氏《六书音均表》彻字在十二部，肆字在十五部。《弟子职》彻与祭韵，祭亦在十五部，是其证），并得通假。《小尔雅·广

言》云：“肆，缓也。”此肆亦劝其缓征赋，即《周礼·大司徒》十二荒政之薄征也。 三、 《盐铁论·取下》篇云：“乐岁不盗，年饥则肆。”桓宽正本《论语》此文。 最后根据石经先列《鲁论》正文，而后著諸家之异同的校记体式，断定“盖肆乎其肆也”乃《鲁论》正本，何晏《集解》本作“盍彻乎其彻也”者，乃张禹以诸家别本校定，只是不能 ①②

朱芳圃：《孙诒让年谱》，《丛书》第4编，第86册，第33页。 张謇：《张季子文录》卷15，《张季子九录》，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4册，第3页b。 ③

转引自董朴土宅：《孙诒让学记·著述考》，《瑞安文史资料》第19辑，第54页。 ④

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延钊编：《孙依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192页。 ⑤

黄绍箕：《墨子间诂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710页。

8

确定为《齐论》还是《古论》。①此石今虽不见于《汉石经集存》，无法验证，但其考虑周至，言之有据，足为考证之范式。根据跋文所记，这则校勘是他在同治九年（1870）23岁时就已思考成熟，当时举告刘恭冕，恭冕深以为是，只是同治五年其父刘宝楠《论语正义》已经刊成，不克补述。②

（二）语言文字

文字音韵训诂为乾嘉以来学者最基础之学问，孙氏自幼兼而通之，更沉研金石、碑版、写本之学，于各种俗书、别体、讹字及其发展、流变了然于胸，“尝谓秦、汉文籍，谊恉奥博，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复以竹帛梨枣，钞刊娄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艸之輥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径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③即此一语，可觇其见识。即此见识，可以想见其著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由于石刻文字多关系到俗体别字，碑版又离不开方言，故以下围绕“方俗”角度举例印证。④

1、方言音变：卷3《陶山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邵从𣭧自称是温州瑞安县芳山乡韦奥村人，孙诒让谓清代县志芳山乡34都有余奥而无韦奥。笔者考宋代如叶适《沈元诚墓志铭》、许景衡《宣义刘公墓志铭》、刘安上《望思亭记》等均提到余奥山之原，确如孙说，不见有韦奥山之名。孙氏以瑞安方音中余、韦同音，谓“余奥殆即韦奥”，使经幢之方言记音的地名落到了实处。

2、俗字演变：卷3《陶山寺佛頂尊胜陀罗尼經幢》认为：“佛书菩萨字本菩薛之变体，

，乃误中之误。此幢唐已（以）前刻經造象书此字皆作，宋以后人书此字始多从‘產’

字数见，皆不作‘薩’，犹不失古意。”“菩萨”之原形是否作“菩薛”，尚须专门考证，⑤但

（如《魏刘双造像》），特别是《齐韩永仪造佛龛铭》“萨”在唐代以前碑刻中确实多作“”

，左下之“阝”变为“㠯”，与“薛”仅一划之差；而“薛”字在《唐右军卫沙洲龙作“”

，⑥左下“㠯”变为“阝”，又与“薩”字相近。勒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方墓志》中作“”

敦煌卷子中之“萨”字都与碑别字一样，如P.2173《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菩萨”之“萨”即作“”。⑦而“薛”字唐人亦书作“”，如唐薛稷書《七啓》墨本自署姓氏即如此。羅振玉云：“錢竹汀先生《北齊書·斛律金傳》考異據《衆經音義》謂薩即‘’字，觀此由‘’譌‘薩’之迹了然可曉。古迹之有裨考證如此，豈筆墨工眇已哉？”⑧就六朝唐代碑别字来看，“萨”“薛”两字讹变却有途径可循，由此足见孙氏之说不为无据。

3、讹字演变：卷1《孝子甎文》作“永和四年太岁在任申八月十八日就功”，以永和纪年者有汉顺帝和晋穆帝，汉永和四年岁在己卯，与砖无关。晋永和四年正值戊申，但砖文作“任申”，一般会以假字或误字判之了事。孙氏却作出了出人意表、入乎情理的解释：“《隶 ①②

孙诒让：《书南昌府学本汉石经残字后》，《籀庼述林》卷8，《孙籀庼先生集》，第2册，第452～454页。 孙以此说告恭冕又见《与刘叔论论语义书》，《籀庼述林》卷10，《孙籀庼先生集》，第2册，第566～567页。 ③

孙诒让：《札迻自序》，第2页。 ④

纯粹的文字通假、假借和音韵通转以及字义训诂等精辟见解，孙诒让《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等著作中随处可见，不烦在此更举。 ⑤

菩萨源于菩薛之说，清代孙星衍已发此论。他在《三教论》中说：“又内典所云菩萨者，卽菩薛字。《玉篇》以菩为香草，音蒲。又以蒲头有台，台上有重台，台中出黄，卽蒲黄。薛者，卽櫱省文。《尙书》云：‘顚木有由櫱。’皆言善心之萌芽，故亦谓之菩提。释典依声解谓普济，非也。”（《问字堂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6～57页。）由蘖省变为薛，即是原作“菩蘖”，此更无徵。菩萨之梵语作Bodhi－sattva（菩提萨埵），萨对音sat。萨字非汉字所有，“薛”古音心纽月部，心纽为s，月部为at，从声韵上有可通之处。就字形观察，日本天文本《倭名类聚抄·鹰犬具》“韝”、“绁”二字下引《文选·西京赋》及薛琮注，而二“薛”字皆写作“薩”（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资料丛书，汲古書院，第413页），此系后人抄错还是源顺当时编录时即写作“萨”，现虽未能遽定，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又得到了加强。 ⑥

见秦公、刘大新：《广碑别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8页。 ⑦

具体字形参见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⑧

《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文华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册，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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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续》载《晋太岁甲戌甎》，‘戌’字作‘’，此“戊”字反书作“任”，与彼正相类。盖以篆书“”字就其屈曲之势变为方整，则成“”形，摹效失其本意，乃类“任”字。或读为“任申”，以为“壬”借“任”为之，然永和四年太岁实直戊申，非壬申，则或读非也。”以纪年为基点，考虑篆体、讹变、反书等种种因素，正确诠释砖文字形，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4、语词用字演变：卷1《普通二年甎文》有“万世安隐”一语。安隐即安稳，但《说文》有“隐”而无“稳”，《说文新附》始有“稳”字，六朝多作“隐”，说文学家所引述证明者不外《诗》郑笺、《孟子》、《庄子》司马彪注、《晋书音义》、《淳化阁帖》晋明帝书等，①②

孙诒让于郑笺之外又一连举出汉至梁碑版中“安隐”词4例以证。从而谓“稳”字“盖出六朝，非古也。宋《大广益会玉篇·禾部》有‘稳’字，盖宋人所增，非顾氏元书所有”。③

六朝时安隐、安稳并行，作安隐如上所举，作安稳者，王鸣盛举《三国志魏志·董卓传》

④

、萧子显《南齐书》都有用例，并足注引华峤《汉书》“今海内安稳”，他如沈约《宋书》

互证。但孙诒让又说“《释文》不为‘隐’字发音，则六朝时读安隐字亦不为乌本切也”，足以引起究心中古音者注意。

5、碑别字演变：卷1《乐安令甎文》有“”二字，二字均不见古今字韵书。诒让

“者，盖𣔶认为即“甓笵”之变体，乃作甓之形模。他对“”字的解析极为精辟，说：

之省。《隶释·汉童子逢盛碑》‘制中园𣔶’，洪文惠跋谓‘𣔶与范音同’。此借𣔶为范。愚谓《说文·艸部》：‘范，艸也。’《竹部》：‘笵，法也。’则凡模笵字并当作笵。”《礼记·礼运》“范金合土”和《逢盛碑》之“园𣔶”，都是借“范”爲“笵”，而后者“又变作‘𣔶’”。

。立足文献，从结构上分析，合情合理。他对“”《乐安令甎文》“”字“则又省𣔶为”字的分析，认为“甓本从辟得声，此变为从薜声，字书所无”，未对此字下部从“瓦”从“”

作出解释，因为未有原形，存疑于此。

以上4例虽视角不同，都是就音论字，就字论字，下面再举一则立足于广博的文献知识，从残泐、模糊的文字中辨别正确字形的例子。《唐公房碑》系汉代名碑，其中“乔松崔白” 一句，自来无异读而亦皆含糊其解。孙诒让《汉仙人唐公房碑跋》云：

碑又云：“昔乔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举家俱济，盛矣。”谛审石本，“崔”实当为“崖”，左波虽翘然旁出，而尚带直下之势，非“崔”字无疑。乔松崖白谓王乔、赤松、洪崖、浮丘伯，白即伯字省文。自刘球误仞为“崔”字，摹入《隶韵·十五灰》“崔”字下，洪文惠以来释此碑者并沿其谬。《列仙传》有崔文子，无冲举飞升之迹，

⑤

汉唐文士纪述神仙，亦无以“崔白”并举者，足知其非矣。

汉唐文士无以“崔白”并举，宋代文人却有“洪崖浮丘”连用者，宋陈著《醉书》诗：“人

：“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拍肩其生安能皆百年，洪厓浮丘亦浪傳。”⑥洪迈《临湖阁记》

間。”⑦特别是洪迈将两人连用，而其兄洪适之《隶释》却未能正确厘定其字。更遗憾的是，今人谈《唐公房碑》，竟仍沿袭宋人之误而无视诒让之确说。⑧

他不仅能够正确释读文字，解决问题，还能在释读的基础上抽离出文字演变轨迹。《咸和三年甎文》说“就”字字形“独与两京碑版符合，盖其时去古未远，虽乡曲俗书，亦尚有 ①②

参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8册，第7254页。 所举四例即汉永平六年《开通褒斜道石刻》、后魏永平四年《𠇈和寺尼道僧等造弥勒像记》、梁大同六年《孝敬寺石志》及王羲之帖。 ③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刻本，第四十叶b。 ④

王鸣盛：《蛾术编》卷25《字说十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上册，第373页。 ⑤

孙诒让：《籀庼述林》卷8《汉仙人唐公房碑跋》，第2册，第461页。 ⑥

《全宋诗》卷338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册，第40293页。 ⑦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17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册，第269页下。 ⑧

陈显远：《汉“仙人唐公房碑”考》仍作“乔松崔白”，《文博》1996年第2期，第28页。 10

分隶遗榘，固非北碑诡别字体冯臆变撰者所可同日语矣”。①《乐安令甎文》对“”二字释读之后说：“盖甎文虽多讹别字，然晋去两汉未远，形声省变往往本于汉隶，与乡壁虚

，亦说“晋宋楷法固多沿汉隶造固有区别矣。”②后文《元嘉十年甎文》中“酉”字作“”

也”。③总之既能博徵文献，又善于观其流变，总结规律。

（三）历史文献

砖文、碑刻于文字之外，最足资补史、证史也最需要被证的是地理郡县沿革、姓氏人名及一些隐微的史事，由此可以丰富历史，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孙诒让的石刻考证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

1、郡县、地名沿革：地理的沿革，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唐公房碑》所记唐公房之活动年代正值东、西汉之交，两汉之郡县和治所都有变动。孙诒让《汉仙人唐公房碑跋》云：

唐君成固人，《汉书·地理志》成固属汉中郡。碑云：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即为汉中郡吏也。又云“是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馀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白之府君，徙为御史”。府谓郡府，府君即太守也。西成盖即汉中属县之西城，西汉时汉中郡治在焉，故《地理志》汉中十二县以西城为首。《续汉书·郡国志》汉中九县则首南郑，而西城改弟三，盖后汉时汉中郡治南郑，与前汉异。碑云“是时府在西成”，明刻碑时府不在彼也。唐君家在成固，既为郡吏。则当在郡府，故云“去家七百馀里”，

④

碑文义甚明。

这段疏释，条例极为清晰，西汉汉中郡治西城，东汉汉中郡治南郑，唐君家之成固在南郑附近。孙氏所谓“明刻碑时府不在彼也”，是指郡治不在南郑，唐君家成固而在西城任郡吏，往返遥远，这就将碑文“七百馀里”的意义在郡治的沿革中凸显出来了。今有人利用《唐公房碑》和考古发现证实汉中郡治所在西城，已在孙说一百年之后。⑤

无纪年砖文碑志的地名，往往是确定其年代的重要根据，卷12《範元甎文》为

。纪年残损，无法确指。所可启“ 七月廿日东扬州永嘉郡吉迁里範元自建”

人思路者，唯永嘉郡系于东扬州下。南朝士族南迁，侨置郡县，但极为复杂。孙氏对《宋书·州郡志》《梁书·武帝纪》《陈书·文帝纪》《隋书·地理志》中所载东扬州之废置沿革作了全面考察，得出“东扬州之置，始于宋孝武，历梁、陈，省复不常，至隋平陈，始不复置”的结论，从而判断《範元甎文》“虽元号已缺，要非陈以后作殆可无疑”。⑥

2、校正姓氏：姓氏变化，原因复杂，尤其希姓、番姓、胡姓，更多讹字别体。《周保定四年圣母四面造像跋》有姓井者8人，⑦王昶误释为南井。孙诒让谓谓“字古字书所无，以字形审之，当即䍐之变体，汉隶䍐字多作，此尚存其遗意。《广韵》上声二十三旱‘䍐’

”因谓王昶释“南”殊误。又指出碑文衔名有昨和、字注‘羌复姓有䍐井氏’，⑧是其证也。

⑨

钳耳、屈男、同𤧛、荔非、弥姐等，均为复姓，皆见《广韵》。王昶谓钳耳无考，诒让举《北史·萧琮传》杨素所说“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鉗耳，羌也”一语补正之；王昶以邑子辅国将军中散金曹从事郡主薄地连敦之“地”为姓，有人谓“地连”为复姓，见《广韵》去声《六至》。凡此均见诒让幼年即熟习《广韵》，其13岁撰《广韵姓氏刊误》，此 ①②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刊本，第五至六叶。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刊本，第十七叶a。 ③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刊本，第二十八叶b。 ④

孙诒让：《籀庼述林》卷8《汉仙人唐公房碑跋》，第2册，第460页。 ⑤

见马强：《汉中郡移治南郑时间考》，《陕西史志》2001年第3期，第57页。 ⑥

《东瓯金石志》卷12，光绪九年刊本，第一叶b。 ⑦

孙诒让跋文谓姓此姓者7人，盖少计1人。 ⑧

䍐井氏，即罕幵氏。井当作“幵”，《金石萃编》和《籀庼述林》均为刻本，不知王、孙二氏手稿作何，姑存此疑，并予说明。 ⑨

王昶：《金石萃编》卷36，扫叶山房1921年石印本，第七叶a。 11

时则驾轻就熟，正逞其锋。

3、钩稽人物世系：碑碣圹志，各以品位区分。是以阀阅墓铭，与史事关系密切，故宜考；卑贱圹志，与史事关系疏远，故难徵。至于妇人妻女，更难稽释。卷6《吴积中妻许氏圹志》短短105字，吴积中为未官居士，虽说三子皆进士，而郡邑志乘均未载，了无声誉。唯志文有许氏“父球，赠太子少师，妣何氏，永嘉郡夫人”一语关涉门阀史迹。孙氏即此一语，从南宋温州许景衡曾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入手，援引宋代故事：文臣非执政不得赠三代之太子师保，推测景衡父球赠太子少師必在景衡为右丞时，而积中妻许氏即景衡女兄弟。复从许景衡《横塘集·沈耕道妻墓志》和郡邑所存《许氏谱》追踪，将许景衡父母姐妹和外甥及外甥世系均连带钩稽明白。因为《许氏谱》载景衡父名侃，与此志不合，乃从宋真宗潜邸时名侃，群臣当讳，其父“不宜以侃为名”，遂指斥“谱牒之文多傅会，不足据”。①肯定志文所载景衡父名球，与胡寅《斐然集·资政殿学士许公墓志铭》所载正合。②

卷8《薛良朋圹志》为止斋先生陈傅良所撰，孙氏即取《止斋集》校核志文，评析是非。复以《宋史·宰辅表》、罗愿《新安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周行己《浮沚集》、楼钥《攻媿集》及万历《府志》等文献，将薛良朋之行历事迹及他与许景衡、许景亮家之戚属关系作了尽可能的揭示。

名山胜景，绝壁幽谷，多为骚人墨客探访之胜地。且每到一处，诗酒兴发，不免题诗刻石，以志群游之雅。达官名宦，传见史志，不难考见，至于随从或攀附风雅者，非旁搜远讨，迹求冥索者，往往邈焉难征。卷8《郭津等龙鼻洞题名》之郭津及从子郭樗，仕履皆无考，唯朱子《晦庵大全集》有《答郭希吕津书》，叶适《水心集·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诗》有“日追税钱三万亿”云云，诒让因推测其曾为温州监税，并从明郭鈇《石洞遗芳集》所载康文虎《石洞纪行石刻》和郭樗跋文所显示的德扬父子游迹，再参稽《水心集·郭处士墓志》，将郭德扬字良显，长子湜字伯泾，伯泾子郭樗这祖孙三代的世系勾勒定位，从而使德扬与郭希吕之叔侄关系得到确认。这则考证，看似仅对胜景题名而发，反之对《水心集》和《石洞遗芳集》的校注提供了可靠资料。

4、追溯名物本源：金石志跋，往往取作者独得之见或略有心得者聊志数语，点到为止。若是校补，则更在拾遗补缺之例。孙氏在校补中，却不循常例，一以追溯本源为职志。卷九《徐德宝造墓告神文》案语中，为追溯买地券之起源，搜讨文献，引述陶穀《清异录》、周密《癸辛杂志别集》、元好问《续夷坚志》以说明唐宋间买地券行文形式，徵引叶奕苞《金石录补》所载之晋太康杨绍莂以证明晋时已有此类地券，以刘熙《释名》解释地莂之义，复参以陶弘景《真诰·协昌期》所载埋员石文和葛洪《抱朴子》中召神法及同类道经，认为此类地券的起源与道家的符箓有关。前后洋洋千言，专论此事。地券之记载研究，孙氏之前，叶奕苞记载杨绍莂，钱大昕复引周密、元好问之说而推溯之。③至诒让而又进一步溯源。尽管诒让之后，罗振玉、端方、叶昌炽竞相著录研究，至考古发掘兴起，汉代之買地券亦不断出土，至今已蔚为专门之学，但当初孙氏专力探讨、追溯其源头，功不可没。

（四）历朔与干支纪年

历法纪年本包含在广义的历史文献中，第以它是石刻碑版的重要内容，特予专论。考定砖甓碑版年代，直接的依据即是石刻自纪的年月，不幸的是这些历日多有缺损剜泐。推考缺失的年月，需要作者有历法专业知识。孙氏28岁即撰《六历甄微》，对此专业有深厚的涵养，故能娴熟地运用于碑版考释。卷1《大公中砖文》三种有“泰和二年八月十日”和“泰和二年丁卯八月壬辰朔十日”之文，与历日不相切合，曰： ①②

《东瓯金石志》卷6，光绪九年刊本，第十九叶a。 胡寅：《斐然集》卷26《资政殿学士许公墓志铭》云：“曾祖侃，祖簿。父球，追赠东宫三少。曾祖妣王氏，祖妣陈氏，母何氏，昌元、义和、永嘉郡夫人。”曾祖名侃，自可不避真宗潜邸之讳。《许氏谱》当有漏略。孙氏考证此志时未见胡寅之文，而却能与世系密合。 ③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5，《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12

惟泰和二年八月朔日，据《通鉴目录》载刘羲叟所推长历作庚寅朔，其十日当为己亥。近人乌程汪曰桢著《历代长术》所推朔日亦同此。第三甎云“八月壬辰朔十日癸酉”，与彼不合。诒让复以晋《泰始历》覆推之，亦与刘、汪同（《泰始历》即魏杨伟《景初历》，晋武帝泰始元年仍魏历改名，迄于晋亡并用之，其术具晋宋二《志》），则此甎塙是误文。且即以壬辰朔推之，其十日亦直辛丑，不当为癸酉，砖文已自相抵牾。盖笵埴时偶尔不审，遂有兹失矣。”

不仅多方参核前哲时贤的历术专著，还根据相应时代的《泰始历》重新推算，确系不合，方

，适缺下断语。卷1《卢 孝甎文》之纪年为“齐建 年太岁乙 九月丁卯朔十日丙子”纪元后一字及几年前一字。诒让考齐明帝以延兴元年甲戌十月即位，改元建武，其二年岁在

②

乙亥，而该年之九月正为丁卯朔，与此砖相合，因定所缺为“武二”两字。其他如卷4之《陶山寺井栏石刻》中的“圣宋治平二年太岁乙巳十二月二十六辛亥日”、《刘公舒湖潢山题名》中“治平丁未四月己酉”、卷5《吴元礼墓志铭》“大观戊子孟冬初有八日甲申”、卷6《吴积中妻许氏圹志》生卒葬三年月日、卷7《焦石石塔题记》“绍兴辛巳二月甲寅日”、卷8《大广化寺题字三种》中“乾道五年己丑岁十一月初七己未日”，皆取钱大昕《四史朔闰表》印证。

历元并非审定砖甓制作年月的唯一准绳，有时也许兼顾其字体形制。“建元砖文”之文

，以建元为年号者有六，其正朔及于浙东者有汉作“建元 年太岁在癸卯八月十五日 ”武帝、晋康帝、齐高帝。汉武帝建元三年、晋康帝建元元年皆直癸卯，他“以形制及隶势审

③

。 之，不类汉甓，当是晋康帝时物”，所以断定“年”上缺字为“元”

（五）揭橥碑版特例：

孙氏在校补此书前十余年中，所阅金石著作、所校碑刻之多，无需罗列，故他对碑刻常例了然于胸，从而对一些非常之例，能一一揭橥。卷7《澄头井阑题字》之“辛未绍兴二十一年四月甲子日”，碑版通例，都是先年号、年份而后著该年之干支，此刻有异常例，故诒让识曰：“以太岁冠于纪元之上，石刻中所罕见。”卷11《李燾墓誌》中李默为其弟李焘与己子李怡两人合葬志墓，志末并为两人作铭，诒让认为：“志末为韵语，亦二人同举，盖从父子同志，又碑版之创例也。”④卷12《晋甎文》只有“晋”二字，即只纪国号而无年月，与其他甎文绝异，故谓为“亦甎文之创例也”⑤同时也指出碑文撰著者因不谙金石文例而出现行文不符体式者，如卷5《吴元礼墓志铭》有“至大观戊子孟冬初有八日甲申，安厝于金端山之阳。”孙诒让曰：“凡经史中书十有几日者，‘有’并读为‘又’，言十又几日也。此云‘初有八日’，则于文不可通，盖于古金石文例全未究心者，宜其舛缪百出矣。”⑥

（六）补正前贤疏漏：

石刻题跋，限于文体，往往各就兴趣，聊志一得之见，这就为后人留下了遗失补缺的空间。唐李阳冰所书《迁先茔记》是一块有名的碑刻，李氏为《说文》专家，其所书之字的点划特别为人重视。因年代久远，字体残泐，宋大中祥符三年姚宗萼出资请武威安璨重刻。毕沅曾说：“阳冰书结体茂美，而多乖于六书之义。然蔡邕石经，已多别体，岂书家多不究小学耶？”他列举二十馀字，指出其不合正体。⑦钱大昕亦略举数字，对照古字韵书，考阳冰

，故复举证五字。因“乃所书之依据。⑧孙诒让参阅毕、钱二人之跋文，以为“尚有未尽者”

“虔”“畤”二字王昶《金石萃编》二书失摹，故释文亦缺。吳玉虔卜邰城左畤 右”一句， ①②

①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刊本，第十九、二十叶。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刊本，第三十八叶a。 ③

《东瓯金石志》卷1，光绪九年刊本，第八叶a。 ④

《东瓯金石志》卷11，光绪九年刊本，第十二叶a。 ⑤

《东瓯金石志》卷12，光绪九年刊本，第四叶b。 ⑥

《东瓯金石志》卷5，光绪九年刊本，第十二叶a。 ⑦

参见《关中金石志》卷3，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第45页。按，所举之字多带隶篆，印刷困难略去。 ⑧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7，《嘉定钱大昕全集》，第6册，第181页。 13

搢《金石存》摹录之，诒让据补。至于“畤”后一字，他考证《元和郡县志》京兆武功县三畤原之位置正在古邰国附近，乃谓“三畤原与邰城地相近，‘畤’下一字当为‘原’字无疑矣”。①以古地理证碑刻缺文，匠心独运而轻松自如。王昶所藏《唐房玄龄碑》摹拓未精，残泐漫漶，缺讹甚多。孙诒让得旧拓本，较王藏清晰，相校一过，并与《唐彦谦碑》《两唐书》校核，补正百馀字。碑文有一句为：“今上升储，道光守器，长奉 ，方嗣虞风。仙 流声， 扬 化。”②孙诒让跋文云：“此言高宗为太子时事。《大荒西经》云：‘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此正用其故实。姬管流声，则用周太子晋事。”他将此文订正为“长琴振响，方嗣虞风，仙管流声，且扬姬化”，补正文字，诠释典故，使文义了无滞碍。又《萃编》载玄龄“封邘国公”，孙所见旧拓本作“封邢国公”，与《两唐书》同。虽则仅补正五字，纠正数字，但对理解碑文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仅就这点，在他前面的陆增祥亦未得精拓，仍作“长奉”，并说“封邘国公，传作邢国，未知孰是”，③可以理解。在孙诒让逝世之年的罗振玉《昭陵碑录》，其《房玄龄碑》正巧缺失此叶，取《金石萃编》接补，④所以孙氏的校勘仍有参考价值，值得重视。⑤

以上仅是例举孙诒让石刻研究中的几个方面，鼎尝一脔而已，其实他对砖文、墓志、摩崖、桥墩、井栏等石刻的考证范围极为广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值得表揭的是，他在考证中往往能比勘众书，以求结论。如卷1《咸和三年甎文》为一“就”字别体，一连征引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原》、顾蔼吉《隶辨》、翟灏《隶篇》中所录字形予以推证。至于引证乡邦文献，非唯《永嘉丛书》《金华丛书》，就连一些希见的家谱、手稿等亦都是他求考、取证的资粮。⑥

圮墙断桥、荒山野冢之残刻断碑，其所建置废弃，往往无关兴衰；工匠涂鸦，世俗诡异之讹体别字，亦多随心所欲，每每不拘字书：故千载之下，要字字辨明，事事坐实，诚难乎其难。石刻考证，在乎证其可证，疑其可疑。孙氏信能恪守其则，不强作解人。如卷3《陶山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邵从𣭧之“𣭧”，古今字韵书均不载，其实此字之“多”很可能是“羽”字之讹，但诒让谨慎，仍以“音义未详”存疑。当然贤哲千虑之失，亦在所难免。卷12《範元甎文》谓“姓氏书并无範姓，所未详也”。其实《通志·氏族略·上声》有：“範氏，宋登科範昱，饶州人。”⑦陈士元《姓觽》卷6《二十九豏》下将范、範二姓分立，範姓下云：“音同上（引按，指范）。《姓源》云：晋大夫范氏之后，《千家姓》云番阳族。”⑧《姓源》是指曹大宗《姓源韵谱》还是张九龄《姓源韵谱》，抑或明楊信民之《姓源珠璣》，指属不明；范、範二姓是否一源，亦可讨论，但至少宋、明之间将范、範二姓分开，并各有地望，故不得认为“姓氏书并无此姓”。至于卷七《澄头井阑题字》“绍兴二十一年四月甲子日”之纪年，他用《宋史·历志》所载绍兴统元历推算，谓“是年四月壬申朔，甲子其二十八日也”。⑨但以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推之，四月为壬寅朔，非壬申朔。如为壬寅，则甲子为二十三日。即如孙氏所说四月是壬申朔，则该月便无甲子日。此处恐有讹误。

六 孙诒让石刻成就在晚清石刻学中的地位

①②

孙诒让：《唐迁先茔记跋》，《籀庼学林》卷8，《孙籀庼先生集》第2册，第480页。 王昶：《金石萃编》卷50，第1叶b。 ③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萃编》卷3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上。 ④

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8册，：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3134～3144页。 ⑤

文成后看到咸丰八年梓行的孙三锡《昭陵碑考》所收此碑文字与孙诒让相近，唯“管”“姬”二字一存下部，一存“女”旁。孙三锡亦指出王氏《金石萃编》作“邘国”之误。孙三锡书存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 ⑥

如卷10《项公澈墓志铭》校核《南隄项氏谱》，《柯谦重建郡学碑》征引丰湖王氏手录本《钦恤集》等。 ⑦

郑樵：《通志·氏族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478页上。 ⑧

陈士元：《姓觽》卷6，丛书集成本，第3306号，第212页。 ⑨

《东瓯金石志》卷7，光绪九年刊本，第九叶a。 14

道光四年，阮元订定的《两浙金石志》18卷刊成印行，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由于包容地域之广，搜罗难以齐备，于是更为狭窄的区域性专著便应运而生。道光十年，山阴杜春

①

山所编《越中金石记》10卷目2卷刊成；同治十三年，嘉兴李遇孙所辑《栝苍金石志》12

②③

《台州甎录》5卷编成。这些著作对卷刊成；光绪元年，临海黄瑞《台州金石录》13卷、

浙省各地之金石志编纂都有促进作用。古砖相对石刻要少，但嘉、道以下也不断有人孴录成书。吴廷康家藏秦汉至唐宋古砖数百方，道光十四年印行《吴康甫砖录》1卷；④十六年冯登府《浙江砖录》刊行，专录浙江古砖；十九年严福基《严氏古砖存》2卷印成，著录古砖拓本一百多件，上起汉代，下至宋代，亦多为江浙古砖。他如张燕昌、杜春山、丁芮模、宋经畬、陈春晖等各有成书。⑤

这些著作或刊或否，不管僻处一地的孙诒让见与未见，学者之间传闻交流，对他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温州古甓记》之辑集，表面看来是出于先茔封土时的偶然契机，但与当时学者各自辑集地方古砖，以利研究的趋势分割不开。《东瓯金石志》的校补则更是以戴咸弼商讨请教为诱因。就这种事实而言，孙诒让在石刻学上并非开风气之先，而是为学术趋势裹挟，为学术氛围烘托而从事此项研究的。虽则如此，由于他学术功底的深厚，文献知识的渊博，治学态度的严谨，无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早期之砖跋多仅记出土流传，兼考纪年及用途，如朱彝尊《跋吴宝鼎甎字》稍涉吴孙皓起昭明宫事；⑥阮元《吳蜀师甎考》以蜀师为砖工，谓砖系孙峻作广陵城之物：文字都较为

，考证广陵在魏吴时曾为双方不居之战场，旨意在驳砖简单。⑦顾千里亦有《跋蜀师甎文》

研铭刻谓扬州在三国时多为魏据之说，而非就砖论事。⑧嘉庆以前学者偶然所作砖跋，尚未有一定款式，比如尺寸、出土地点、文字等，或记或否，形式不一。逮专门的砖录著作出现并行世，其著录格式也逐渐形成。孙诒让的《温州古甓记》一律以厚长广之尺寸、文字、书体、正反书、出土地点、藏所依次著录，有条不紊，在古砖著录形式走向成熟、趋于定式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考释文字上比较分析。孙诒让首先是考证纪元年月，时以历朔推证；而后对砖甓文字俗体、别字用古字韵书和汉隶字书予以考释印证，对俗语词、职官名称乃至史事亦并作诠释。先后形式相对固定。与其同时梓行的同类著作陆心源《千甓亭专录》相较，陆书仅著录长与厚，未著广度尺寸，不如孙书；陆书亦对文字予以考释，似亦不如孙书之精审；但陆书注重 ①

春山字子湘，嘉庆十二年举人。宋慈抱《两浙著作考》谓20卷，盖笔误。又有会稽王继香所著《越中古刻九种》1卷，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容媛以为其中仅2种是真，余皆伪作或翻刻。 ②

容媛：《金石书录目》著录为：“《栝苍金石志》十二卷《续志》四卷，清嘉兴李遇孙（金澜）辑，海宁邹伯森殷甫校补，同治十三年浙江处州府署重刊本”宋慈抱《两浙著作考·金石类》据《涉园书目》谓：“有海昌邹伯森校补，光绪元年重刊本，处州府署藏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1225页。）今本前光绪元年处州知府潘绍诒序云：“原版已付劫灰，亟思翻刻，而青田广文邹君殷甫匡余未逮，重加搜葺。凡幽谷危崖，皆剔苔抉藓，表而出之，共增补二十馀种，排次既定，请予叙。”同治十三年刻本即光绪元年刻本。所谓原版，据书前道光十四年胡元熙序，知道光十三年已从事刊刻，十四年（1834）初刻竣。至光绪元年（1875）已四十馀年，版已劫灰，故谋重刻。是李遇孙于阮书刊成后即从事此书之搜辑，此即《清史列传》本传谓其“官处州时，以处州地僻山远，阮元《两浙金石志》未免脱漏，乃搜集百馀种，为《栝苍金石志》”之所本。 ③

此书徐士銮序作于光绪三年，谓“书成索余一言”，是三年已成书。然王棻《东瓯金石志序》云“光绪乙亥（元年，1875）予客青田，始见李金澜先生《栝苍金石志》……及夏杪归里，则吾友临海黄瑞子珍邮示所著《台州金石录》，既成书矣，予阅之大喜，即为谋诸同好，醵金而寿之梓。”今其书唯见五年（1916）刊本，亦即杨晨叙（1913）之后，罗振玉序（1916）之时刘氏嘉业堂所刻，或光绪元年“为谋”而未成。 ④

后复予增辑，编成《慕陶轩古砖图录》4册，咸丰元年刊行，见容媛《金石书录目》卷8，第一叶a。 ⑤

张燕昌有《三吴古砖录》，杜春山有《剡中古砖录》，丁芮模《汉晋砖文考略》一卷，宋经畬《砖文考略》六卷，陈春晖《运甓录》四卷，皆见宋慈抱《两浙著作考·金石类》，第1213～1240页。 ⑥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8，四部丛刊本，第2叶a。 ⑦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60页。 ⑧

顾千里：《思适斋集》卷16，丛书集成三编，新文丰出版公司，第57册，656～657页。 15

造砖姓氏在当地的地望，追踪其士族，有益于姓氏迁徙及地望研究，①此则优于孙书。再从他的前辈刘毓崧和学友陶方琦来看，刘毓崧作《宋大使府砖考》，为论证“使府”与“大使府”一职异同，博徵史传、志乘，由职掌而溯其人为贾似道和李廷芝，由其人而论宋元之间战争，从而归结此砖之年代。挥洒数千言，气势磅礴，条理清晰，由一砖而镜观一段人事史

，仅记出土地点记形制等，③似是实，为不可多得之砖跋。②而陶方琦所作《贾太仆井专考》

一篇率尔操觚之文。孙氏砖跋，与刘氏相侔而远胜于陶。

孙诒让校补《东瓯金石志》是承戴咸弼屡屡请教后的盛意，而自己在光绪初元以来也正热衷于古甓的搜集和拓本的校勘，所以承担这一工作。虽则校补时间不长，前后仅半年左右，但所取得的成就已可同许多长期从事石刻学研究的学者相媲美。

石刻之学到清代，从史料而论，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在欧阳、赵氏二录之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这就是更自觉，更直接地运用史传印证碑志。但顾《记》虽然提出要“抉剔史传，发挥经典”，由于《金石记》并非他专注的重点，仍有很多阙而不论，有待深发的地方。稍后的姜宸英《湛园题跋》、杨宾的《大瓢偶笔》等则仍然注重书法风格演兑，讲究南北碑帖异同。及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出，真正开创了以史证碑，以碑证史，碑史互证的时代。嘉道以还，搜集碑志之风炽盛，而碑史互证的方法也日臻成熟。从文字而论，自顾炎武到钱大昕乃至其他金石各家，无不悉心辨别，引证考索。从碑志纂例而论，清代黄宗羲继潘昂霄、王行之著作《金石要例》之后，梁玉绳、李富孙、郭麐、王芑孙、冯登府、刘宝楠等相继拾遗补正，④虽各有得失，已蔚为气候。孙诒让承嘉道先贤之后，在以上三方面都有继承和发挥。具体而言，在碑史互证上，由于他所蒐辑考证的对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东瓯之地，自己又热衷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对地方史极为熟谂，故凡所考订，甄微烛幽，将掩埋在荒冢乱草中断碑残刻的史事尽可能地作了勾稽、连缀，不仅为地方史作出了贡献，也为各地金石学的碑史互证树立了一种范式。在碑别字考释上，由于孙氏文字训诂功底深厚，加之研习钟鼎铭文，对“三代文字之通假”，“秦汉篆隶之变迁”，“魏晋正艸之輥淆”，“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宋元明校槧之羼改”等纷杂的文字现象均能洞若观火，因而正误订讹，语多中的，言简意赅，时见得心应手之妙。在石刻纂例的揭示方面，地方性的碑志，撰者未必一定是大手笔，且多率尔操觚之作，故其碑志纂例亦往往有异常例，孙诒让对此有所揭橥，但似乎没有专注于此，故而未见有系统之论述。

石刻碑志是孙诒让在20多岁到30多岁曾经一度热衷的学问，并不是他一生研究的重点，所留下的著作也只是一《目》一《记》一《志》而已，且附《记》于《志》中，衔名于戴后，不为人所重。但综观嘉道以至清末各地金石志的掇集与各家考释，孙诒让的《温州古甓记》和《东瓯金石志校补》无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金石学界的忽视，⑤导致近代对他成就利用的不足，⑥综上所述，孙诒让在清代石刻学中虽非一位开创风气，独辟蹊径的人，但他以深厚的学养在砖甓、碑志蒐辑、考释中所做出的成就足以在清代石刻学中占一席之地。

附记：今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阳历六月廿五日）是晚清学者孙诒让逝世一百周年忌日，谨以此作纪念这位将乾嘉朴学提升至新高度的一代宗师。

（责任编辑：陈 磊） 陆心源：《千甓亭专录》4卷《千甓亭专续录》4卷，《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11册，第

145～254页。 ②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96册，第344～347页。 ③

陶方琦：《汉孳室文钞》卷4，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5册，第150页。 ④

梁玉绳有《志铭广例》、李富孙有《汉魏六朝墓铭纂例》，郭麐有《金石例补》，王芑孙有《碑版文广例》，冯登府有《金石综例》，刘宝楠有《汉石例》，各家得失，可参阅叶国良《石例著述评议》，《石学蠡探》，大安出版社19年，第101～148页。 ⑤

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著录《东瓯金石志》仅题“清戴咸弼撰”，忽略孙诒让之功绩。 ⑥

如胡小石《愿夏庐题跋初辑》中题砖铭之跋文有“跋晋太和专”、“跋齐永明专”等，似未参考孙氏《大公中甎文》之说。见《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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