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７月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ｕ１．２０１Ｏ 第３６卷第４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ｉｔｅｓ（Ｓ。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１．３６ Ｎｏ．４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悲剧性阐释 王百涛，孙艳艳 （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通辽０２８０４３） ［摘要］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也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的。最明显的就是它在作品结局上的悲 剧性安排，就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惯于“曲终奏雅”的欣赏模式和崇尚“中庸之美” 的社会哲学是极为矛盾的。虽然鸳蝴派作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认知以及 这种独特的结构处理方法却推动了悲剧意识在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确立，意味中国小说在审美意识上出现了 新的变化。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小说；叙事模式；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２１５（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３ 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写情为主，更重要的是，这种 被“止”、在“禁”，情的实现往往要通过“理”的规范来 情，不是欢娱之辞，而几乎全都是愁苦之音：哀情、苦 实现。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所谓的“团圆”，就是“在中 情、忏情、孽情、惨情、悲情、怨情……篇篇充满悲哀 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情感未到高潮就发生转化，矛盾 之色。虽然这些缠绵绯的“鼻涕眼泪”小说在当时启 未充分展开就达于和解，是情与理的妥协，是理想与 蒙与的变奏中显得过于绵软，但在审美上的价 现实的迁就。９９ｌ３Ｊ 值却值得研究。 这种大团圆式的小说结局在清代的时候就开始 在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圆”是整体性和永恒 被拆解。如《红楼梦》最终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化的象征，代表着团聚、美满、丰盈、和谐。人们总是 净”，被王国维称为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到了晚清， 把圆形“同天理物象人事联系起来，积淀着历史的、 吴趼人高扬“情”字大旗，拉开“恨海”序幕，接着，《禽 心理的内容，体现出一种符号化了的东方诗性智 海石》（符霖）、《碎琴楼》（何诹）紧跟其后，又酿出一 慧。”ｌ１】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表现 坛爱情苦酒。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 为一种“大团圆”的结局，在作品人物经历了万般波 开山鼻祖的“情憎”苏曼殊更是广结“情”缘，“袈裟点 折之后，总要加上一个“曲终奏雅”的光明尾巴，“凡 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他最擅长、甚至是陶 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 醉于悲情故事的构想，他所写的小说每篇都以爱情 给他报应。”ｌ２］这符合了人的情感逻辑和意愿逻辑， 为题材，情节曲折生动，文词清丽，情调凄涩，这种婉 是对饱受封建伦理压抑和摧残的心灵的慰藉和安 转曲折的悲情模式对鸳蝴派的影响很大，成为后来 抚，但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胜利”，一种变相的“瞒”和 鸳蝴派大多数作家普遍采用的典型模式。 “骗”。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人 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提到，鸳蝴派 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也生出瞒和骗 作品中能够突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佳人才子“有时 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 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 和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在传统文学 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 中，有些作品虽然认识到“情”发乎本性，但又总是在 进步。”［ ］作为新文学队伍的领袖，鲁迅先生能够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１０ ［作者简介］王百涛（１９７２一），男，吉林双辽县人，内蒙古民族大学讲师；孙艳艳（１９７４一），女，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民族大 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５０・ 辩证求实的治学态度对鸳蝴派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 判着实难能可贵，但他所肯定的“一个大进步”却远 不只是“偶见”的悲剧结局，而是频频出现。除了少 数是以夫妻鹣鲽情深之外，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 都是恋爱不成、好梦难圆，几大长篇莫不是以主人公 的自杀、病故、阵亡或出家为结局，其它很多小说也 都遍布愁云惨雾、凄风苦雨，哭声一片，出现了“小说 家言，半皆怨史”的状况。小说家写苦情、哀情、惨 情、怨情、忏情、痴情、幻情，开创了一种新的言情模 式，对“大团圆”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作家创作的 着艰涩、伤感、苦闷、犹疑，其中的书笺、日记、诗词无 不渗透着感伤气氛。“哀情巨子”周瘦鹃的许多短篇 小说更是反反复复地咀嚼着伤感，慨叹着不幸。《孽 冤镜》、《贾玉怨》主张婚姻自主，却都饱受折磨，最终 不是殒命，就是出家。当时不只是小说，其它作品也 都是感伤哀泣之作，悲凉激楚之风，小说的悲剧意味 明显提升。 佛雏先生在《王国维诗学研究》中说了这样一段 话： 真正的悲剧精神……对生活，对人类美好理想 悲剧意识明显增强。 “悲剧并不满足于任何思考的结果……而是满 足于作为一个问题展示在人面前痛苦的形象和恶的 形象。换言之，悲剧不急于作出判断，却沉醉于审美 观照之中”。朱光潜先生在谈到悲剧与宗教和哲学 的关系时这样说道。他引用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话， “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 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 剧。”［５］ 民初恰好是一个充斥着失望和颓唐的时代，“世 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满怀憧 憬的文人们面对在清王朝废墟上辛苦建立起来的民 国依旧那么黑暗，深感苦闷。鲁迅曾说：“见过 辛亥，见过二次，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 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 了。”（鲁迅《自选集・自序》）林纾也在《离恨天・自序》 中写道：“余自辛亥九月，侨寓析津，长日闻见，均悲 愕之事。”真是“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流泪。” （苏曼殊《东居杂诗》）。 大潮掀起又落下，江山黯淡，让多愁善感的 文人们更感到悲伤落寞，悲哀之色遍披文坛。实际 上，由于许多鸳蝴派作家本身就遭受着婚姻爱情上 的不幸，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向往爱情的美满、婚 姻的幸福。吴双热在《孽冤镜》中说道：“晚近世欧风 东渐，结婚竞尚自由。此风苟盛行，外无旷夫，自由 之美果，不甚乎？”（《孽冤镜》第三章）但事实却 总是让人失望，徐枕亚在《雪鸿泪史》中说道，“余今 所见者，皱眉耳，泪眼耳；所闻者，啜泣耳，长叹耳。 综言之，余之家庭，愁城耳，恨海耳。余处其中，如项 王困于垓下，四面皆敌。惟有悲歌一曲，以自排遣， 有甚心情，作旖旎风流之文字哉！”【 】此时的鸳蝴派 小说真是“一字－－Ｎ，一句一血”。《玉梨魂》描写了 为封建礼教实难见容的寡妇恋爱，从开篇起就弥漫 着悲凉的气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自始至终都充满 的执着与肯定，一般总达到了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致 粉身碎骨，义无反顾。《诗经》上说：“之死矢靡它。” 《楚辞》上说：“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才是我国人民传 统的悲剧精神。……悲剧中的人物一般是作为某种 先进理想的奋不顾身的突击手，而在未成熟的历史 条件上，同那虽然腐朽但仍强大的旧制度、旧秩序的 最后决斗中，而导致必然地毁灭的。 ７Ｊ 中国正宗的悲剧传统，不是一种单纯的无奈，更 与叔本华的“退让”相区别，而是“夸夫逐日”式的，是 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赴死的精神。因 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硬要给小说加上一个光明的 尾巴的“团圆”式做法似乎是社会行为，而非艺术需 要。 初年，西方悲剧观念的输入、悲剧小说的译 介使鸳蝴派小说的创作得到启发，传统的悲剧精神 在这样一个腐朽但仍强大的旧制度、旧秩序中复苏， 一些鸳蝴派小说家们怀着惨痛的心情断然撕下吃人 礼教的虚伪面具，将“吃人”的事实展示给众人。这 不仅在创作实践上解构了传统的团圆意识的，还体 现了他们有意识地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悲剧、表现 悲剧。他们称，“欢娱之词难工，愁苦之音易好。诗 文如是，小说亦然。”（徐枕亚《＜茜窗泪影＞序》）周 瘦鹃还把悲剧比作残月，与大团圆相比“看满月不如 看碎月，圆圆的一轮胖子的脸一般，又甚么好看。看 他个残缺不全，倒觉得别有韵味呢。” “了便是好”。鸳蝴派小说中这种自我解剖式的 悲情叙事，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一种痛感中的快感，对 于当时社会情绪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诗可以 “怨”，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中同样提到， 悲剧如一场暴雨除去人心灵上的阴霾，用震撼力量 去净化人的心灵，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带给人更 大的审美张力。虽然地叙事上的悲剧化处理在相当 一部分鸳蝴派作家手里还只是处理素材的一种手 段，并没有成为作家把握生活的内在方式，但他们的 ・５】 ・ 创作实践推动了悲剧意识在中国的发展。这类作品 ［３】梁一儒，户晓辉，宫承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Ｍ］．济 的大量出现并深受读者认可，意味着传统的大团圆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结局的破解，中国小说正向一个新的审美方向发展。 ［４］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Ａ］．引自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 究资料（上卷）［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 ［参考文献］ ［５］朱光潜．悲剧心理学［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１］梁一儒、户晓辉、宫承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Ｍ］．济 ［６］徐枕亚．雪鸿泪史［Ａ］．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Ｃ］．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第１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Ａ］．鲁迅全集（第１卷） ［７］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Ｍ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 １９９９．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Ｄｕｃｋ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ＡＮＧ Ｂａｉ—ｔａｏ，ＳＵＮ Ｙａｎ—ｙ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ｎｇｌｉａｏ ０２８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Ｄｕｃｋ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ｏｖｅｌ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ｅ，ａｎｄ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Ｄｕｃｋ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Ｓｈｏｏ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ｓ 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ａ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ｇｉｃ ｎ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ｔ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Ｄｕｃｋ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ｌｆ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ｏｖｅｌ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ｔｒａｇｉｃ （责任编辑葛鑫） ・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