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宋国公族研究

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史指导教师：李玉洁;涂白奎

20080501

中文摘要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国，在春秋时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诸侯国。其习俗大多沿袭殷商旧制，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君臣之“礼＂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受宗法制的影响，宋国公室依靠血缘关系维护其统治，任用公子公孙担任要职，并且这些官职呈现出明显的世袭性，这样在宋国便形成了世卿公族制。宋国公族基本上为同姓公族。公族制度在宋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完善。宋国出现了几个较为强大的公族，戴、桓之族成为执政大族。大族世代为卿，一方面防止了异姓卿大夫的篡权，另一方面公族势力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也日益发展强大，形成了牢不可摇的家族集团。他们世代把持朝政，或者几个公族交替轮流执政，宋国政坛实际上就成了公族的政治舞台。各公族为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公族之间以及公族和公室之间不断发生争夺。公族的大量存在，一方面对宋国政权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公族间的权争导致宋国不断发生内乱，影响国家的正常发展和建设，公族占据正卿之位，他们因循守旧的思想应用到治国理念之中，严重阻碍了宋国的改革和发展。公族的政治活动方向决定了宋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公族成为春秋时期宋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活动涉及宋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总之，春秋时期的宋国历史实质上就成为一部公族的政治活动史，公族制度对宋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关键词：春秋时期；宋国；公族；权争；影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ｇｓｔａｔｅ，觞趾。脚ｒｉｎｇｏｆＳｌｌ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ｓａ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ＩｌＡｍｕｍ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ｓ也ｅｙｕＳｅｄｔｈｅｏｌｄｃｕＳ＿ｔｏｍｏｆＳ±ｌａｎｇＤ弘嗨ｔｈｅｙｂｃ－锕ｅｅｎＳｐｒｉｎｇ锄ｄｗｅｒｅＶｉＶｉｄｌ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ｌｌｉｓ，Ｓｏｎｇｏｂｅｙｅｄｍｅｏｌｄｃｕｓｔｏｍｍ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ａ１１ｄⅡ地Ｍｉｎｊｓｔｅｒｓｍ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ｒｎｐｌｅｔ｜ｅｌｙ．Ｗ油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ｔｅ，Ｓｏｎｇｓｔａｔｅｍ豳ｔａｉｎｔａｋｅｓｍｅｉｒｂｙｂ１００ｄｔｉｅｓ．ＩＩｌＳ０ｎｇ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ｔ１１ｅｙｏ妇印ｒｉｌｌｇｏｆＵ１ｅｒｏｙａｌｆ．雒ｌｉｌｙｍ曲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觚ｄｃａＩｌ雠【ｅｉ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ｇｅｎｅｍ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ｌｌｉｓ，呶淝ｆｏｎｎｅｄｍ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ｏｙａｌＣＩ觚觚ｄ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Ｍ“ｓｔｅｒｓ．Ｔｌｌｅｒ０河Ｃｌ觚ｏｆＳｏｎｇｈａｄ舭ｓ锄ｅｓｌｌｉ，Ｙｕｅｓｌｌｉ，ｗｅｒｅ锄ｃｅｓｔｏｒ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ＳｏｎｇｉＩＩ珥）ｒ０Ｖｅｄ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Ｃｌ肌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ｃｈ鹊ＨｕａＨ啪ｇｓｌｌｉｏｆＤａｉｃｌａｎ；ａＩｌｄⅥｌｓｍ，Ｄａｎｇｓ１１ｉ，ＸｉａｎｇｓｈｉｏｆＨ啪ｃｌ趾．ｎｌｅｙＭｉＩｌｉｓｔｅｒｓＭｉｌｌｉｓｔｅｒｓＭｉＩｌｉｓｔｅｒ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ｌｅｏＩ圮ｈａｎｄ，ｉｔｒｅｓｉｓｔｅｄ吐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ｎａｔｃｌｌｉｎｇｂｙｏｆｏｍｅｒｃｌａｌｌ．Ｏｎｍｅｏｔｌｌｅｒｈ锄ｄ，ｔｌｌｅＲＤｙａｌＣｌａｌｌｗｅｒｅ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ｌｌｅｃｌａｌｌ伊ａｄｕａｌｌｙＳｔ】＿ｅ１１９ｔｈｅｎｅｄｔ１１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缸ｅｎｇ出．Ａ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ｙｈｅｌｄ也ｅｐｏｗ钟ｏｆ戗ｌｅｒｏｙａｌＣｌａＩｌｈｅｌｄｔｌｌｅｐｏｗｅｒｉ１１ｓｔ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ｇ髓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ｅ、ｎ盯ａｌｔｕｍ．ＳｏＩ沁ｙａｌＣｌａＩｌｐｌａｙｅｄａ１１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ＳｏｎｇＰｏｌ‰ａｌＣｌａＩｌｓＡｓｓｔａｇｅａｔｌａ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ｓａｋｅ，ｅｖｅｒｙＲｏｙａｌＣｌ跹ｗ砌ｄｆｉｇｈｔ谢ｔｈｏｔｌ搬Ｒｏｙａｌｃｏｎｓｔ锄ｔｌｙＩＳｏｎｇｕＳｅｄｎｌｅｏｌｄｃｕｇｔｏｍｏｆＳｈ锄ｇＤ），ｌｌａｓ魄ｍｅＣｌ觚ｆ０肌ｅｄ锄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锄ｄｍａｉｎｔｅｎ锄ｃｅｂｅｃ锄ｅｓ仃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ｖｅ巧ｅａｓｉｌｙ．ＲＤｙａｌＣｌａｎｗ嬲ｔｌｌ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ｎａｍｔｐｏｗｅｒｉ１１ｔｈｅＲｏｙａｌ胁ｌｉｌｙａＳ州ｎｇａｎｄＡ１Ｉｔｌｌｍ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ｌｌｉ咖ｏｆｏｆＳｏｎｇ．ＩＩｌａｗｏｒｄ，ｍｅｌｌｉＳｔｏ巧ｏｆＳｏｎｇ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Ｒ０ｙａｌＣｌａｎ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２Ｌ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ｅｓｏｆＲ０ｙａｌ脚ｇｏｌｌｉｓｔＫｅｙＣ１趾ｄｅｃｉｄｅｄｍｅｒｏａｄｏｆＳｏｎｇｓ协ｔｅ．ＲｏｙａｌａｎＣｌ觚ｂｅｃ锄ｅｔｈｅｉ１１Ⅱｌｅ１１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Ｓｏｎｇ．山１ｄｔｌｌｅｙｐｌａｙｅ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ｆＩａｒ－ｒｅａＣｌｌｉｎｇｒｏｌｅｉＩｌｔｌｌｅｌｌｉｓｔｏ巧ｏｆＳｏｎｇ．ｗｏｒｄｓ：ｎｌｅＳｐ出ｇａｎｄＡ曲ⅡｎｎＰ丽ｏｄ；Ｓｏｎｇｓｔａｔｅ；ｌｂｏｙａｌＣｌａｌｌ；Ｐｏ、）ｌ，ｅｒ．ｓｎａｔＣｈｉＩｌｇ；Ｅ腩ｃｔ．ＩＩ关于学位论文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住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一．｜：』学位申请入（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量酉红一’一ｏ，，ｉ。７：：’…，■…，…Ｊ２０Ｄ器年６月譬曰Ｈ．，０，。、’◆≯ｊ＿一√．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子硕士学住。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希拷贝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甄质文本和电子文本）。（涉及保密内容酌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学位获得者（擎住论文作者）釜名：迳亟丝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鍪名：‘孝ｊ址２ｑ巴沼年易琵｝ｉａ２Ｑｐ１年ｓＡｌ罗Ｂ绪论（一）选题意义春秋时期的宋国是西周时期殷纣王庶兄微子启在宋地（今河南商丘地区）的封国。其疆域东始今徐州以西，西达河南商丘西部，北起山东菏泽、定陶～代，南至安徽宿县。宋国地处黄淮冲积平原，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吴越的交通要道，位于晋、楚、齐三个大国之中问地带，周围无险可守，故而易攻难守，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成为大国激烈争夺的对象。从公元前１０２２年，微子启封国，至公元前２８６年齐、楚、魏三国灭宋、国君偃亡国，宋国经历了３２位国君，享国７８６年，几乎与周朝相始终，是周初的重要封国之一。西周时期宋国于周为客，不纳粟；使用殷礼，祭祀可用天子之礼；《诗经·商颂》是三颂之一，享受着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宋国曾经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在春秋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春秋时宋最喜事，春秋之局变多自宋起。”１宋国不仅因其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对春秋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宋国是殷商文化的传承者，尤其是殷商后裔的特殊政治地位对春秋大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活跃在宋国政坛上的公族势力，对宋国的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左右着春秋宋国的政局，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宋国的命运，对宋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但因其史料的缺乏，对宋国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深入展开，对宋国公族的研究也显得较为薄弱。因此对宋国公族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春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古代“世族＂制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宋国多为同姓公族，很少异姓成员能插手朝政，担任重要官职，故宋国没有‘出现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异姓篡权现象。公族对宋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宋国曾出现一些很贤能的公族人才。如子罕、向戌等对宋国的发展１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卷２４《春秋宋执政表》，第１８４３页。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族实力逐渐发展强大，形成公族集团，公族集团的成员凭借世袭权力，占据要职，享有，不思进取，逐渐堕落腐化，这样就导致整个宋国的政治僵死，缺乏生机和活力，更没有改革的要求，最终导致宋国的衰弱和灭亡。公族中影响较大的是戴族和桓族，他们世代为卿，交替执政，左右宋国政局，势力根深蒂固，对宋国有重大影响。实力强大的公族，在掌握政权后对为进一步发展本家族实力，就不得不同其他公族和公室展开争夺，这样就威胁到国君的权威和公室的利益，甚至发生臣弑君的现象。公族是活跃在春秋宋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势力强大的特殊群体。公族的强大与腐朽是导致宋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宋从兴盛到灭国都与其公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国是一个“公族大国＂，宋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公族的政治活动史，要研究宋国历史就必须研究宋国公族。（二）古史资料与研究成果１、古史资料《今文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原始文献为宋国公族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和研究基础，是研究宋国公族的第一手资料。另外还有一些有关宋国的资料散见于其他历史文献中，如《诗经》、《论语》、《孟子》、《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礼记》、《老子》、《管子》、《晏子春秋》、《庄子》、《墨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序》、《说苑》、《淮南子》、《孔子家语》等，这些文献尽管思想观念不很相同，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宋国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补充资料；除此之外，后世之人对宋国的有关问题也有所涉及，如（宋）李防等撰：《太平御览》、（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清）姚彦渠：《春秋会要》、（清）崔述撰著：《崔东壁遗书》等。但这些论著主要涉及的是宋国微子启的身份、地位以及２周王室封宋等有关历史问题，有助于对宋国某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但对宋国公族问题却并没有专门的论著和详细的研究论文。２、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对先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春秋史的研究也已经相当成熟，尤其是国别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如齐国史、楚国史、秦国史、吴国史、越国史等的研究已有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但这些只是对当时地位显赫的大的诸侯国的研究，而学术界对那些曾经影响相当大而后来逐渐衰弱的诸侯国则没有很多的研究，如宋国、郑国、卫国等。笔者认为在研究先秦史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些国家的历史进行探讨，尤其是曾经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宋国历史的研究。宋国是殷商后裔，地处中原，政治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决定了其在春秋史上的地位，对先秦史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史学界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宋国历史，但是对宋国公族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所以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史学界研究宋国历史的成果主要有：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出版顾颉刚、史念海的著作《河山集》，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证了宋国的地理环境问题；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出版的何茂春的著作《中国外交通史》，则从宋国主持的弭兵之会着手，讲解了弭兵会盟的背景、经过和结果，重点在于突出了宋国著名的邦交人员华元和向戌在弭兵会盟中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出版的徐杰令著作《春秋邦交研究》，主要研究春秋时期邦交的相关问题，但是对宋国的研究涉及的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出版的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史》，对春秋时期社会的整体概况有了较为详细和准确的考证，其中涉及宋国的有关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出版了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对左传中的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为春秋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当然对宋国的相关问题也有其独特的见解。还有相当多的学术论文：１．刘大伦先生的《略论古宋国的地位》（《黄淮学刊》社科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期）主要研究的是宋国的对外关系、军事和疆域问题。３２．陈力柱先生的《微子封建考》（《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中探讨了微子启封国宋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３．新民先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经济》（《商丘师专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８年第４期）中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和商业的繁荣。４．晁福林先生的《试论宋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史学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６期）；郝铁川、赵长征先生的《春秋宋国官制初探》（《商丘师专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２期）中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论述了宋国的政治情况。５．阎根齐、刘海燕先生的《先秦宋国史若干问题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介绍了微子封宋的过程、宋国存世时间、宋国的都城以及关于宋国疆域的若干问题。６．刘海燕先生的《春秋宋国未能称霸中原的原因初探》（《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从宋国的地理环境、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宋襄公称霸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分析宋国未能称霸中原的原因；朱风祥先生的《周朝宋国衰弱原因浅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５期）、刘继刚先生的《浅析公族大国——宋国衰弱的原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从宋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当时战争频繁以及宋国没有没有改革而发展缓慢等方面分析宋国衰弱的原因。７．郑清森先生的《宋国都城初探》（《文物世界》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探讨了宋的都城所在地以及都城大小等问题。８．朱凤祥先生的《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史学月刊》１９８１年第６期）和其《试析春秋宋国主持的两次弭兵》（《商丘师专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１期），以及杨升南先生的《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兵盟会＂考——兼论对“弭兵＂盟会的评价》（《史学月刊》１９８１年第６期）中主要探讨的是宋国主持的和平运动。９．朱风祥先生的《宋襄公“仁义＂之举新诠释》（《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周兴先生的《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２期）、郑燕珍先生的《宋昭公“无道＂考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４年第２期）以及李绍萍先生的《浅谈＜左传＞中的“崇霸’’与“崇礼＂——借宋襄公与郑庄公之形象管窥春秋时期的思想状况》（《厦门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杨钊先生的《宋襄公述评》（《史学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周兴先生的《重评宋襄公》（《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２年第４期）、刘夏塘先生的《谈宋襄公决策失误及其原因》（《决策探索》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等文从宋国个别君王的侧面论述宋国某部分历史。１０．李玉洁先生的《宋、鲁文化比较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５年第５期）、蔡锋先生的《春秋时期宋国“内婚制”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王云鹏先生的《浅谈宋人之“愚’’》（《中州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等论著从宋国文化的角度反映了宋国某个方面的历史。１１．颜世安先生的《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王长民先生的《从宋襄公泓之战看春秋时期战争方式的转变》（《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从整个春秋形势的变化中介绍了宋国某方面的历史。１２．刘继刚先生的《简评华元的内政和外交事迹》（《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主要涉及的是华元的个人政绩问题。目前硕士研究生也开始涉及到宋国，如东北师范大学董巧霞先生的《春秋时期宋国邦交问题研究》，主要从宋国邦交这一层面论述宋国历史；吉林大学陈玉兰先生的《晋楚争霸时期宋国外交述论》，主要从晋楚争霸夹缝中宋国的外交来论述这一时期宋国的外交；陕西师范大学李胜振先生的《晋楚霸业之争与郑国、宋国的悲剧》从晋楚之间争夺的角度论述宋国面临的危局。另外，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史学研究的需要，考古学和史学逐渐结合起来，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研究宋国历史的著述有：李学勤先生的《论几件宋国青铜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分析考证了公、宋元公、宋景公、宋昭公四位国君时期的几件青铜器；李俊山先生的《永城出土西周宋国铜匝》（《中原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１期）从出土的几件宋国铜匝的角度考证宋国某方面的的史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记录了中美联合考古队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在商丘地区发掘的宋国古城的相关情况，也记录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考古学上的这些发现都为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和新的研究方向。但对宋国公族仍然没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著。３、春秋公族的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宋国公族的研究没有专著问世，但是对春秋时期公族已经有相关的研究。上海书店出版孙曜先生的《春秋时代之世族》详细论述了春秋时期世族和各个诸侯国公族的概况，其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宋国公族情况；另外，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公族的研究对宋国公族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借鉴价值，《晋阳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刊载的由杨秋梅先生撰写的《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论及春秋公族，虽然突出的是晋国公族，但是对研究宋国公族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刊载的由吴高歌先生撰写的《晋国公族与卿大夫》，详细论述了公族、卿大夫之间权力和地位的转换，则对宋国公族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学术界对楚国公族也有一定研究。总之，目前对宋国史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对春秋时期公族的研究和个别诸侯国公族的研究也已经有专门的学术论文，这些都为春秋时期宋国公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宋国公族的研究却没有专门的论述。鉴于宋国在春秋史上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地位对春秋局势产生的重要影响，再加上宋国的兴衰和公族的发展密不可分，公族成为宋国政坛上的主角，因此有必要对宋国公族相关问题进行整理。本文将从春秋时期宋国戴族之华氏、乐氏、老氏、皇氏和桓族之鱼氏、向氏、荡氏、鳞氏以及其他公族的兴起、发展、强盛到衰亡，这些公族之间为维护本公族利益和其他公族之间展开的争夺、公族内部不同氏族之间争权夺利的内争、公族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国君之间的斗争，结合当时宋国的现实情况来探讨宋国公族的实况以及公族对宋国的影响。在充分利用古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恰当的古文字、考古学资料和史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对宋国公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６一、春秋宋国公族的特征与发展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公族大国，公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国作为殷商后裔，沿袭殷商旧制，特别是政治中的公族制。宋国的正卿一般都由公族担任，但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是宋国一般都是同姓公族，很少异姓贵族成员插足政坛，干预朝政，这样就保证了宋国一姓统治的局面，没有出现异姓篡夺政权的现象，这是宋国公族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公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公族集团，在宋国政坛中形成根深蒂固、牢不可摇之势。尤其是桓族和戴族成为公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为宋国之望族。其中桓族以向氏、鱼氏、荡氏为代表，戴族以华氏、乐氏、皇氏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众多公族，如戴族老氏、庄族仲氏、桓族鳞氏、文公一族之灵氏、平公一族之边氏、共公一族之石氏等，都是公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族集团世代把持朝政，左右宋国政局。春秋前期，宋国公族的存在，对稳固公室起到一定作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公族势力的发展强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弊。公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宋国国君的权威。春秋末年，宋国不仅公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公族与公室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日益尖锐。势力强大的公族对公室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宋国公族的活动决定着宋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因此公族对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宋国作为一个公族大国，因其是殷商后裔的封国，保留了大量的殷商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尤其是公族制度更表现出了殷商特点，所以春秋时期宋国公族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特征。（一）春秋宋国公族的特征宋是殷入后裔微子启在宋地的封国。《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７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１微子受封于宋，是在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后，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稳定殷商遗民，实行“以殷治殷”的策略，以微子的仁贤来达到稳定殷商后裔的目的，微子在今商丘地区建立宋国。宋国作为殷商遗民的封国，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北方通往南方吴越的必经之地，处于晋、楚、齐三大霸主国之间。从微子启受封宋到君王偃灭国，共经历了２５世３２位国君２，享国７８６年３，几乎与周朝相始终。宋国是春秋时期一个较为特殊的诸侯国，它沿袭殷商旧制，公族制保存的比较完整，公族势力更为强大，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个“公族大国＂，与其他诸侯国所不同的是宋国多为同姓公族，很少异姓公族，而且公族势力根深蒂固，对宋国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宋国执政的卿大夫中，公族占绝对优势，正卿几乎全部由公子公孙担任。戴族、桓族是宋国最重要的执政大族。＂４宋国因公族势力的强大，虽然没有出现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江山改姓、异姓篡权、代替国君的现象，但宋国的某些公族经过几代的发展，势力相当强大，牢不可摇，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国君的权威，某些公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以下犯上＂发生弑君现象。宋国公族皆是宋国国君之后裔形成的大族，这些大族成员世代为卿，凭借其家族的世袭占据要职，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成为公族。也可以这样说，在宋国，如果不是国君之后裔而形成的家族，是不可能成为公族的。宋国公族是国君的后代，和公室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公族和公室之间形成一种两面性的利益关系。因此公族和公室之间并没有稳固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对抗取决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公族和公室之间的君臣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是宋国公族的一大特点。春秋时期宋国的主要公族皆是国君的后裔。宋国各公族的具体情况如下：１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ｌ版，卷３８《宋微子世家》，第１６２１页。２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１版，卷３８《宋微子世家》，第１６２卜１６３２页。３对于宋国的存世时间，史学界存在着众多分歧，有说８００多年，有说７３６年，有说７００年，有说５７７年之所以存在众多差异，主要是凶为史家对宋国立国时间和灭亡时间的认识不同。４李玉洁：《先秦史稿》，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１版，第２６２页。８戴族华氏，子姓，宋戴公之后裔。“宋戴公子考父食采于华，因氏焉。世为宋卿。”１华氏是以所食采邑地名为氏。“《世本》戴公子好父说。＂２即戴公之子好父说之后。《世本》日：“华氏，华父督，戴公之孙，，好父说之子。华父督之字’’３（“好又作考，盖考为谥法。好，考，古音同也。’’４）《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华父督攻杀孔父，弑殇公迎公子冯于郑而立为庄公之后，华氏家族成员成为国君身边的权臣、重臣，是公室重要的依靠力量。此后华氏家族成为宋国的望族和宋国同时期公族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公族，华氏家族开始掌握政权，一直延续到春秋末期华、向之乱后，华氏家族成员出奔他国，华氏在宋国被灭族绝祀。桓族向氏，宋桓公之后。“孔疏引《世本》：‘桓公生向父吟，吟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鳇及合左师’合左师即向戌。＂５后以王父字为氏。向氏和华氏一样也是活跃在春秋宋国史上的一个典型的公族之一，其势力之强大，影响之深远，在宋国乃至春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桓族鱼氏，子姓，宋桓公子公子目夷，字子鱼，后子孙以王父字为氏。鱼氏家族在宋襄公时期实力比较强大，春秋前期在宋国政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位较为稳固。后来桓族和戴族的利益冲突中，鱼石等皆出奔它国，桓族仅留下向氏，鱼氏遂在宋国政坛消失。但鱼氏作为桓族重要组成部分，在宋国政坛中也有着其独特地位，并对宋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桓族荡氏，亦作子荡氏，子姓，宋桓公之子公子荡之后。荡氏家族目前所见史料对其家族成员记载不是很多，无从详细考证，只能研究其大概。戴族乐氏，子姓，宋微子之后。戴公生公孙衍，字乐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曾孙乐莒，莒孙喜，字子罕。乐氏世为宋国司城一职，和华氏、向氏一样也是宋国的大公族，世为宋卿，《左传》记载“乐豫为司马”６、“乐吕为司寇＂７、“君子１宋·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１月第１版，卷２７《氏族略第三》，第４５７页中。２，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卷１２下，第１３０７页。３汉·黼清·秦荔躺《蚴ｙ嘞，上壤商射獭ｆ叛１９曰年１２月版ｉ正精铝嬲卜卷６’第１Ｅｉ３瓦汉·宋衷注，清·秦嘉西舀ｒ嘏，《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１５７年１２月版，江都秦嘉谟辑补，卷６，第１６３页。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转引自《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５页。６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七年》，第５５６页。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八年》，第６４３页。９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１，虽无明确记载乐举的官职，但当时华元为右师，能和华元同时出现主持宋文公葬礼的乐举也自然应当是宋国的执政大臣。“乐裔为司寇＂２、“乐辔＂３（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其官职，但根据当时华弱和乐辔能在朝堂之上争执，华弱为执掌军事的，乐辔也应当是能和华弱官职相当的宋国）、“乐喜为司城以为政＂４、“乐祈为司城……乐大心为右师，乐鞔为大司寇＂６、“乐莅为司城，乐朱锄为大司寇’’６，乐氏家族成员世代担任宋国重要官职，其家族人数之多，在宋国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诸多公族所难以相比的。戴族皇氏，亦称皇甫氏，宋戴公之子允石，字皇甫，后以王父字为氏。春秋末期“三族共政”，皇氏家族的势力便发展强大起来，成为当时三大公族之一，在宋国政坛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宋国实力雄厚的公族。另外，宋国还有戴族老氏，宋戴公之后。庄族之仲氏，宋庄公之后。桓族鳞氏，也是宋国诸多公族之一。文公一族之灵氏，宋大夫子灵之后，文公之子。共公一族之石氏。平公一族之边氏，宋公子成之后，以字子边为氏。以上论述可知，宋国的华氏、向氏、鱼氏、荡氏、乐氏、皇氏等大的公族，还有实力较弱、影响较小的老氏、鳞氏、灵氏、石氏、边氏等，无不是国君之后裔。公族在宋国延续时间之长，家族势力之大，成为宋国政治舞台的主角，对宋国的政治、外交以及公室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国公族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当时的诸侯国之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而在晋国，晋献公以后的晋国公族都出自献公以前历代国君的后裔，由于她们与晋公室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晋公室又害怕其他公子出现抢夺君位事件发生，因此在一个公子当上国君之后，其他公子就都要被驱逐到其他诸侯国，因而晋公族与国君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晋国的政权结构形式也就发生了与其他诸侯国迥异的变化。国君后裔形成的公族地位下降，与此同时和国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异姓贵族作为一支显要的政治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二年》，第８０１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６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六年》，第９４６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九年》，第９６１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二年》。第１４３４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页。ｌＯ量活跃在晋国的历史舞台上，晋国在驱除群公子之后，实行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这就为与公室血缘关系已经疏远的庞大旧公族群体的成员重新迈入政坛提供了良机，因此旧公族群体中那些有德有才的公族成员重新活跃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与晋国不同的是宋国自始至终都是同姓公族担任正卿，几乎没有异姓公族，“在宋国，所有贵族大夫家族都是公室支属：华、乐、皇和老氏是戴公子孙；仲氏出于庄公；鱼、鳞、荡和向氏出于桓公；灵氏出于文公；还有武公和穆公的子孙支属没有传下名氏。宋公的兄弟有好几次担任了很重要的职位。＂１所以，宋国公族都是国君之后，均是同姓公族，很少异姓公族，即便是有也很难发展强大起来，这是宋国公族制的又一大特点。许倬云先生说：“宋国的五家强宗声称是春秋前的国君戴公所建。但最早记载这些家族成员出现的史料是在公元前７１１年，当时提到了一位名叫华父督的。此后，华氏直到公元前６２０年才再次见诸记载。在其他四个家族中，乐氏首次出现在公元前６２０年，皇氏在公元前５６４年，老氏在公元前５７６年，戴氏在公元前５３４年。由宋庄公（公元前７０９．前６９３年在位）的公子所建的仲氏家族，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６０９年。宋桓公（公元前６８１年一前６５１年在位）传下来的家族中，鱼氏第一次出现于公元前６５１年，鳞氏于公元前６２０年，荡氏于公元前６２０年，向氏于公元前５７６年。这些年代的数据表明，直至历史进入春秋一段较长时间后，这些可能变得重要的家族才能掌握权力。’’２因此，宋国公族先后出现在宋国政坛上，轮流执政，逐渐掌握政权，把持朝政。宋国公族是宋国的世袭贵族，垄断了宋国的一切重要官职。他们世代把持朝政，左右宋国政局，是春秋历史舞台上一个异常活跃的政治群体。公族数量之多，其实力之强大，成为公室的股肱力量。宋国公族在宋国的政治舞台上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对宋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可以说，宋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宋国公族的历史。宋国公族呈现出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公族基本上都是同姓公族、公族世袭官制、公族和公室之间关系不断变换等明显不同于其他诸侯国１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ｌ版，第１０１页。２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ｌ版，第１０４一１０５页。１１的特点，公族在宋国政坛上扮演着主角，对宋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宋国被称为“公族大国’’。（二）宋国公族的发展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个大变革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公族。孙曜先生曾说：“吾国春秋时代，各国大夫皆世袭守土，谓之世族，为当时各国实力之所寄，时代之重心也。州公族群体对春秋时期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春秋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世代为卿，占据着各诸侯国的重要官职，成为“世官”，把持着诸侯国的朝政。公族是宋国公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室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公族在宋国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担任国家重要的官职。据《左传》记载宋国的几次官职调整中，所有官职都由宋国的世袭大族任职。如：公元前６２０年，宋成公十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曜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２任用的是戴族之乐氏、华氏，桓族之鳞氏、荡氏，以桓族为主。公元前６１１年，宋昭公九年，因公子鲍和襄夫人事件，“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罐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３任用的是戴族之华氏，桓族之鳞氏、荡氏，桓族成员居多。公元前５７６年，宋共公十三年，“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４任用的戴族之华氏，桓族之鱼氏、荡氏、向氏、鳞氏，以华氏家族成员为主。公元前５２０年，宋元公十二年，“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印为大司徒，乐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１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ｌ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七年》，第５５６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六年》，第６２０—６２１页。４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４页。１２１祁为司城，仲几为左师，乐大心为右师，乐鞔为大司寇。川任用的是平公一族之边氏，庄公一族之仲氏，戴族之乐氏，以乐氏家族成员为主。公元前４６９年，宋景公四十八年，“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筏为司城，乐朱组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２任用的是戴族之皇氏、乐氏，文公之灵氏，戴族成员居优势地位，尤其是皇氏更为突出。官职中出现空缺需要补充新任时，一般也都是由公族成员担任，如公元前６１１年，宋昭公九年，文公“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３荡虺系是荡意诸之弟，荡意诸在和宋昭公一起出行的路上被文公和宋襄夫人派人刺死。公元前６０９年，宋文公二年，“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４。个别因一些原因被撤职时，也由执政的公族重新任命新的公族成员担任这些重要的官职，如公元前５７６年，宋共公十三年，因华元事件，“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５任用的是戴族之乐氏、老氏和桓族之向氏，但以戴族为主。宋国的官职呈现出公族世袭的特点，其重要的官职一般都是由势力强大的家族世袭担任，甚至某些官职出现“世职”的特点，“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６（目夷字子鱼，其后以鱼为氏）后鱼氏家族之鱼石曾经担任左师一职，后来鱼石等出奔之后，左师～职才有其他氏族成员担任。公元前５３６年，四十年，华合比欲替太子佐除掉寺人柳，结果反而被寺人柳诬陷，被国君驱逐，“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日：‘闻之久矣。’公使代之。＂７向戌为左师，后来向巢也担任左师一职。这些重要的官职都要由那些大族世袭担任，更加巩固了公族在宋国政坛中的地位。春秋时期宋国的主要官职几乎都在几个较大公族中间循环，也正显示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二年》，第１４３４页。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六年》，第６２２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八年》，第６４３页。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６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九年》，第３３１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六年》，第１２７７一１２７８页。１３公族在宋国有着很高而且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公族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就决定着宋国的政治活动方向。因此可以说宋国的政治实际上就是公族政治。宋国重要的外事活动均在公族的主持下进行。如公元前６１２年，宋昭公八年，“三月，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１公元前５９７年，宋文公十四年，“晋原毅、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２华氏在宋国同其他诸侯国的邦交活动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如公元前５７９年，宋共公十年，华元在晋楚两个霸主国之间发起弭兵运动，虽然持续时间不是很久，楚国便首先违反盟约发动战争，但在当时对整个春秋局势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也为宋国创造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也为向戌的第二次弭兵提供了一定可资借鉴的经验。宋国的公族可以代表诸侯国国君参加盟会。公元前５６５年，公十厂年，“五月甲辰，会于刑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宁殖、邾大夫会之。＂３公元前５５８年，公十八年，“十五年春，宋向戌来聘，且寻盟。＂４，公元前５５７年，公十九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因“齐高厚之诗不类”，于是“叔孙豹、晋苟偃、宋向戌、卫宁殖……盟，日：‘同讨不庭。’＂５公元前５４７年，公二十九年，“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６公元前５３３年，公四十三年，“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屎会楚子于陈。”７公元前５３０年，宋元公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８几乎春秋时期宋国与其他诸侯国所有的盟会活动都有公族集团成员参与，直接代表宋国国君行使其外交权力。宋国公族的权力逐渐上升。公族代表国君参加重要诸侯国之间的盟会，代表宋国出使列国，成为宋国不可或缺的邦交人员。同时也就掌握了宋国的外交大权。公族宋国政坛上的作用日益加强，在宋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五年》，第６０８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宣公十二年》，第７５０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八年》，第９５６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五年》，第１０２ｌ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六年》，第１０２６—１０２７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二十六年》，第１１１５页。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九年》，第１３０６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十二年》，第１３３２页。１４宋国同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战事基本上都由世袭大族担任主帅，这样公族在上也就占有优势，成为公族维护自己的重要保障。《左传》多次记载这样的事件，如公元前５９７年，宋文公十四年，“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１公元前５７３年，公三年，“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２公元前５６４年，公十二年，“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苟警、士匈门于割门”３公元前５６２年，公十四年，“宋向戌侵郑，大获……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公元前５５９年，公十七年，“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５公元前４８６年，宋景公三十一年，“宋皇瑗围郑师。＂６公元前４８３年，宋景公三十四年，“秋，卫侯会吴师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７公元前４８３年，宋景公三十四年，“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锡，杀元公之孙，遂围岩。”８公元前４８２年，宋景公三十五年，“十三年春，宋向魅救其师。’’９公元前４６９年，宋景公四十八年，“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筏纳卫侯，文子欲纳之。”１０几乎所有宋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战事都要由公族成员担任，公族阶层就直接掌握了国家的军事大权。春秋时期，宋国公族群体逐渐强大，从重要官职的垄断、外交大权的享有到军权掌握几乎全部都由公族集团占有。所以，宋国重要的任职、世袭官职、更换新候补人选、邦交人员、军事主帅等都离不开公族成员，公族一旦形成，就成为公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其实力的发展壮大，逐渐形成根深蒂固之势，以至于国君也很难除掉这些强宗巨族。春秋中后期，宋国国君的权力开始逐渐下移到公族手中，而这些公族又无外乎戴桓之族，所以春秋时期的宋国公以戴、桓杨伯竣：《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宣公十二年》，第７４８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八年》，第９１３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九年》，第９６７页。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一年》，第９８８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四年》，第１０１０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九年》，第１６５２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二年》，第１６７２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二年》，第１６７３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三年》，第１６７５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７一１７２８页。１５之族在宋国众多公族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国君依赖公族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公族权力过大的措施，一些重要的官职都设有副职，如大宰、少宰，大司马、少司马，大司寇、小司寇，左师、右师等，这样官设副职，一方面是为了分工明确，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正副职之间权力的彼此制约和相互牵制，防止个力过分强大，进而威胁到公室的利益，使公族和国君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较为紧密牢靠的关系。随着公族实力的发展，有些公族的势力已经膨胀到能和国君相抗衡，国君如果要铲除这个强大的公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依靠其他一个或者几个公族的联合力量，同时，当公族势力还很弱小的时候，要想在政坛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国君作为其发展的强大后盾。这样需要发展实力的公族便成为国君用来那些势力较为强大而不遵守君臣之礼、甚至要发动叛乱的公族的依靠力量。在那些权势较大的公族被铲除之后，帮助国君叛乱的这些公族和国君的关系就日益密切，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的配合关系，公室依靠这些公族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些公族则依赖公室这个强大的后盾来发展自己的实力。经过几代之后，公族和公室之间的血缘关系日益疏远，随着这些公族力量的日益发展强大，就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权力，必定会冲破宗法制对他们的束缚．，发生以下犯上的僭越事件，这样国君就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在这些公族被铲除之后，会有另外一些公族发展强大起来，就这样循环往复下去，这是宋国公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大特点。因此，春秋时期宋国公族呈现出掌握宋国大权维护公室利益，又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同公室争夺的特点，同时国君又离不开公族的帮助和支持，不会采取措施消灭公族驱逐群公子，国君和公族之间的关系根据利益的需要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在众多公族中，戴桓之族以其人数多，延续时间长，逐渐发展成为实力最强，对宋国影响最大的公族。戴桓之族在同其他公族的争夺中幸存下来，逐渐在宋国形成戴桓之族的强势局面。这些都是宋国公族与其他诸侯国的不同之处，也是宋国公族的明显特征。１６宋国公族发展的原因宋国为殷之遗民，春秋以来，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的实力逐渐强大，由过去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列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逐渐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和束缚。同时诸侯国内部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官制逐渐被打破，先后建立起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新的统治秩序，如鲁国的“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都是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发展而夺权的例证。但各诸侯国新旧势力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新兴势力虽曾做过夺权的努力，但因公室对公族的保护，使公族和公室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又较稳定的关系，公族势力的过于强大，造成地主阶级的夺权终不能成功。宋国恪守殷礼，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强宗大族擅权，形成了稳固的宗法制度，官制也没有变革，异姓贵族很难挤入政治官场、插足其间，宗族与政权密切结合。公族之所以能够在宋国建立并发展强大形成家族集团，自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也是由宋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婚姻形态——“内婚制＂宋国在婚姻形态上实行的是“内婚制”。“所谓的‘内婚制’指部族内的‘同姓相婚’。在一个部族内，某儿个不同图腾崇拜的氏族之间的通婚，对部族之间是内婚；对氏族而言，又是外婚’’１。宋文化原本高于周文化，殷族虽被灭国，但周王朝为了安定殷民情绪，灭其国而不绝其祀，允许殷民继续使用殷商旧制，所以殷族后裔的宋国国君及其公族集团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与习俗，遂不与他国通婚。所以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和卿大夫阶层仍然实行内婚制的传统，《公羊传》载：“（宋杀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２何休《解诂》：“三世谓慈１蔡锋：《春秋时期宋国“内婚制”考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２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春秋》卷６《僖公二十五年》，第１９０页。１７父、王臣、处臼（慈父、王臣、处臼分别为宋三位国君之名）也。内娶，大夫女也。言无大夫者，礼不臣妻之父母，国内皆臣，无娶道，故绝其大夫名，正其义也。＂尤其是在卿大夫阶层中“内婚制＂就更为普遍。《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宋以内娶，故公族益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公娶宋司徒芮女弃，并且非常宠爱，生佐，后为宋元公。这里的“公族益弱＂当指公族与内大夫“近亲＂相婚，所生子嗣智力低下，天生愚笨，诸侯国之间形成“郑昭、宋聋’’１的认识，一方面指的是宋国墨守陈规旧制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就是指宋国在“内婚制”的影响下造成公室成员的愚钝，从而导致政权下移。内婚制进一步加强了公族势力的发展、强大以及公族之间的联合，进而使公族制在宋国得到更加完整的保存和发展。因此，婚姻形态上的“内婚制’’是宋国公族能够存在并得以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二）政治、文化、习俗一沿袭殷商旧制宋国在政治制度和生活习俗方面大多沿袭殷商旧制，宋国君在遵循殷商旧制的同时，虽然也意识到公族制的某些弊端，但从来没有对已经过时的旧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尤其在任官制度和公族世袭制度上表现的更为突出，所有的正卿几乎都有公族成员担任，没能像晋驱逐群公子、实行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和富国强兵的，这样公族成员仍然可以凭借其家族的地位世袭官职。宋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由几个家族世袭的，如“鱼氏世为左师”，父亲死后，此官职仍由其儿子来担任，这就为公族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也就为公族家族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强大提供了沃土。宋国国君固守不合时宜的陈规旧制，不思改革进取的思想观念，也为公族的发展强大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公元前６３８年，宋襄公十三年：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日：“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日：“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宣公十四年》，第７５５页。１８公日：。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日：“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日：“君未知战．勃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勃者，皆吾敌也．虽及胡青，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傀可也．”１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２这就是历史上宋襄公称霸与楚国的“泓之战＂，原本有利的战争局面因宋襄公陈规旧制的思想观念而转变为劣势。宋国是殷商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有着浓厚的殷商文化底蕴，再加上周王朝对宋国的特殊礼遇，有益于形成宋国的优势心理，从而有利于宋国自身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宋襄公固步自封的军事思想，就是殷商文化的典型，遵循殷商礼制是导致这场战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国家国君尚且如此，那么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观念必定是上行下效。宋襄公图霸因郑国而与楚国发生战争，“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日：‘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３可见宋襄公图霸的目的并不在于真正的图霸，而是要兴商、恢复商朝的统治，这才是宋国固守殷商旧制的真正原因和宋襄公图霸的真实目的，这样就使得宋国在各个方面都保留了大量的商朝不合时宜的旧制，其中宋国的公族制也得此机制发展起来。因此，宋国沿袭的殷商旧制为公族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是公族发展强大起来的重要政治原因。（三）宗法制宋国公族制的形成也是西周实行宗法制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地位最重要而人数也较多的是卿大夫阶级，这一阶级所操实权最大，根深蒂固，顶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二年》，第３９７—３９９页。２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三年》，第４０２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二年》，第３９６页。１９不容易铲除；他们所赖以维持他们地位的便是所谓‘世官’制度，而‘世官’制度又是依附于‘世族’制度而存在的。’’１宋国的卿大夫具体就表现为公族成员凭借这种“世官’’制度，占据要职，同时在维护公族集团的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宗法是统驭家族的原则，封建是扩充家族系统为统治系统的原动力，世族便是混合家族和政治的系统而用宗法来支配的一种特殊团体。贵族阶级既有固定的封土，又有固定的政权，所以能收聚族众，成为一种半政治式的宗法组织。＂２春秋时期的宗族观念一方面对维护家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周王室维护、巩固统治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各国都推行宗法制。国君依赖世家大族维护自己的统治，世家大族则通过支持国君保持自己的地位。公族和国君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君臣关系。公族势力的大量存在，一方面保卫公室的安危，另一方面随着公族势力的发展强大，开始和公室争夺利益，这是公族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诸侯国内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公族势力。周代宗法制这种政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上下等级之间既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同时又是君长和臣属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和谐与稳定，是靠血缘情感和道德加以固定和维系的。也就是在各个诸侯国内出现了实力不等的公族群体，这种宗法制在宋国表现的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在宋国出现了大小实力不等的十几个公族群体。周人创立宗法制的最初目的是想利用宗法关系来为现实的政治统治服务，但是这种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权力与义务的矛盾统一体之中，也就是说潜在的危机存在于这种制度的本身。“那些世袭的公族有着自己的臣民、领地、，具备发展的条件和潜力。随着这些公族势力的膨胀，他们必定不甘心宗法制的束缚，等其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必定会冲破宗法制的，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上下等级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血缘情感和道德观念也随之越来越淡薄，下一等级对上一等级的离心力亦随之逐代加强，接踵而至的便是以下犯上、下级对上级的僭越，所以诸侯国内多出现卿大夫专权１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第１版，第６９页。２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第ｌ版，第７０页。２０的局面。但又迫于春秋礼制传统的约束，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国君的权威，所以在春秋时期列国公族和公室之间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１宋国公族多为同姓公族，所以在宋国虽然出现公族权力过度膨胀后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公室利益和国君的权威，但是并没有出现公族代替国君，更没有出现异姓篡夺政权的现象，主要就是宗法制在宋国保存和发扬的结果，但是“不管事实上的斗争如何激烈残酷，但却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在积极协调、平衡公室与公族之间的关系。西周宗理传统在这些地区有着深刻的影响。＂２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就是春秋时期为社会所推崇的宗法观念，这种公族之间的斗争在宋国表现的更为突出，春秋时期，宋国多次发生公族之间以及公族和公室之间的斗争，公族与公室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斗争，公室和公族之间义务和权力的双面关系在宋国就表现的更为复杂。古宋国在政治制度上沿袭殷商旧制，宗法制就成为宋国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这就为宋国公族的存在、发展、强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四）公室对公族的保护宋国国君为了维护或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必须任用公族来担任重要官职，既要得到势力强大的公族的支持，把其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坚强后盾，因此，公室对公族的依赖和保护是公族发展强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公族是公室之股肱，对公室有着重要的维护和支撑作用，同时公室对公族也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公室也就成为公族的护身符。国君一旦选择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只要在这个合作伙伴不发生叛乱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公族和公室在此刻的命运便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君在自己的合作伙伴受到其他势力攻击的情况下，便会出面保护自己的合作伙伴。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公室也就成为公族的保护伞，这是公族在宋国能够存在并发展强大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华氏家族在华元执政期间实力发展较快，一方面与华元的个人才能以及对宋１杨秋梅：《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载《晋阳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２钱杭：《春秋时期晋国的宗政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６期。２１国所作出的贡献分不开，另一方面与国君的支持、保护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宋昭公、宋文公、宋共公三位国君在位期间，华氏家族势力都较为强大，华氏家族的强大势力成为公室维护自己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华氏家族凭借维护公室的名义，借助国君这个强大的政治靠山迅速发展起来，良好的君臣关系为君臣之间的和谐相处创造了条件，所以华氏和国君的关系非常密切。“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１华元身为宋国右师，即宋国掌握军国大政的重要官职，一切国政大事均要出其手，在宋文公的安葬问题上，他违反常规，不按照宋国及春秋时期的礼仪安葬，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２华元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君臣关系，当然也是因为华元及整个华氏家族和宋文公关系非常融洽，华氏家族为宋文公的统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宋文公为华氏家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庇护作用，所以华元在宋文公的安葬问题上作出如此决策，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前途考虑过，可见华元对宋文公感情之深厚，更进一步说是华氏家族和宋文公之间处于一种良好的君臣关系状态，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维护，也可以说在文公执政期间君权与华氏族权之间相互依存基础之深厚。公元前５８６年，宋共公三年，“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华元享之。请鼓噪以出，鼓噪以复入日：‘习攻华氏。’宋公杀之。＂３宣公十五年因楚围宋，华元夜入楚师释宋围之后便随楚师入楚为质，成公二年以前便返回宋国，这时围龟从楚国为质回来，据杜注说是，围龟为质于楚是代替华元。华元在宴请围龟时，宣言要“习攻华氏”，被宋公杀掉，华氏和灵氏之间可能因之前的到楚国为质问题上已经结下怨仇，等为质期满，围龟回国后，欲报之仇，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宋公杀了。华氏世为右师，经过几代的发展，其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宋公也主要依靠华氏作为维护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对于那些要侵害其合作伙伴利益的公族，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二年》，第８０１—８０２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二年》，第８０２—８０３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五年》，第８２４页。宋国国君则会毫不留情地铲除。国君所依靠的公族便会凭借国君对他们的信任迅速发展自己的实力，当其实力发展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凭借其实力向国君要求和自己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和利益，当这些实力强大的公族威胁到公室利益的时候，国君便会依靠新的公族势力毫不留情铲除他们，当公室力量不足以消除这个实力强大的公族的时候，国君便会依靠其他一个或者几个公族的联合共同来讨伐那个威胁自己权威的公族，以便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巩固国君的统治地位。同时当实力强大的公族威胁到公室忠诚的合作伙伴时，国君也会毫不留情地铲除威胁合作伙伴的公族，国君所依靠的那个公族便会凭借国君对他的信任，迅速发展角的实力，当其发展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向国君要求和其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和利益，当这些公族威胁到国君利益的时候，国君对他之前曾经依靠的这些公族也会毫不客气地铲除，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彻底铲除这些公族的时候，公室便会依靠其他合作伙伴的联合力量共同来讨伐那个公族，但是当这个势力强大的公族被消灭之后，国君依靠的公族便会把国君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大力发展自己的实力，经过几代的努力经营，这个公族的势力又会强大进而威胁到国君的权威，国君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来铲除这个公族，因此公族和国君之间便形成一种相互利用、相互协作的关系，他们会根据自己现实利益的需要选择要不要合作，他们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合作和斗争。有的公族甚至在和国君争夺时为维护本族利益而弑君，重立新君，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治靠山。新的公族势力之所以能够发展强大起来，与公室对其保护是分不开的，因此，公室的保护是公族发展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宋国因为种种原因，为公族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生长土壤，这样宋国就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公族制，因而宋国的公族数量多而且实力比较强大。三、宋国公族与公室以及公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春秋时期，宋国公族与国君之仍然保持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争夺的关系。宋国公族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也必须要依靠国君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公族随着自身实力的日益增大，凭借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权力，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开始同公室以及其他公族展开争夺。这样公族和公室之间以及公族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公族和国君之间形成一种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复杂关系，公族一方面维护了公室的正统统治地位，但是当公族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不再依赖公室，也不再遵守公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而是从自家的利益出发，根据自己家族利益发展的需要，时而与公室联合，时而与公室展开争夺，侵夺公室的利益，甚至发生废立国君的现象，对国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一）公族同公室之间的争夺宋国公族世代为卿，把持着宋国的政治、外交大权，经过数代经营发展，公族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在宋国已形成根深蒂固、牢不可摇之势，他们有自己的封邑、民众和，实际上已经成为诸侯国内部的一个小国家。当一个公族的实力发展强大到能够和国君相抗衡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权力，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必定会冲破宗法制的束缚，违反君臣之礼，和公室展开争夺，要求更多甚至和国君对等的权利，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公族和国君之间的争夺，强大的公族会以下犯上发生僭越，直接威胁到国君的权威，甚至弑君，直接动摇国君的统治地位。从而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重新选择适合自己家族发展的继承人立为新君。宋国公族数量之多，一个家族被消灭之后，另外一个家族的势力就会趁机发展起来，因此公族对公室的威胁会一直存在，只是有时表现比较突出，进而演变为武装冲突，有时表现比较缓和，两者处于和平共处的局面，但是冲突的隐患始终存在。如华氏、向氏等家族对公室的维护，但是随着实力的增强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便发生了后来的华、向之乱，严重威胁着公室的权威。公族和公室之间的争夺，一般都表现在那些实力强大的公族与公室的争夺。当某个公族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强大到足以和国君相抗衡的时候就会根据自己２４利益的需要改变和公室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君利益的巨大威胁。如华氏与孔氏的斗争（后面将详述）。斗争的结果不仅使孔氏衰落，而不得不逃亡到鲁国，而且华氏因宋国君支持孔氏而杀了国君。华父督“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１华督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和意愿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采取“弑君”手段，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华氏秉政之始。公元前５７６年，宋共公十三年，“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２应当说桓族在当时朝中的势力最为强大。荡氏是桓族之一，其家族本是宋国当时势力较为强大的公族，凭借桓族在朝中的强大势力欲和公室相抗衡，于是“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ｓ荡泽欲消弱公室，杀公子肥，公子肥应为宋共公时期的太子，应嗣位而尚未即位，是位储君，荡泽之所以这样是以便为其家族争取更多的权益，华元因身为执掌君臣之礼的右师而让公室忍受屈辱，以此为失职之耻而出奔，（《史记·宋世家》载：“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４）鱼石请华元反而讨伐荡泽，“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日‘宋杀其大夫山’言其背族也。＂５荡泽事件之后，“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６除向氏之外的其他桓族都被驱逐，桓族势力也从此衰弱下去，而之后以华元为代表的华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强大起来，成为宋国的一个望族，其家族活动对宋国历史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公族势力发展壮大之后，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本家族的发展取向，甚至一些公族依仗自己族望势重，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不再听从国君的命令，春秋礼制对他们的制约已经失效，出现公族柄政专权的局面。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１版，卷３８《宋微子世家》，第１６２３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４页。杨伯唆：《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４页。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１版，卷３８《宋微子世家》，第１６３０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５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５－８７６页。公族要想和公室之间展开争夺就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当这种实力还不具备的时候，几个公族必须要联合起来，才能够和公室相抗衡，达到各自追求利益的目的，这在宋国也是比较常见的公族和公室之间争夺利益的一种形式。国君也已经意识到公族势力的过分膨胀对公室造成的威胁，于是“昭公将去群公子’’１。但是昭公欲铲除的群公子当然只是公族中威胁其利益的那一部分而非全部，即昭公要铲除的不是昭公党羽之公族势力，昭公为维护巩固自己统治而依靠的那些公族，自然不会被铲除，“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２可知公孙固、公孙郑皆昭公之党羽，又根据后来“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印，皆昭公之党也。”３所以昭公要铲除的公族只是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合和那些不服从自己统治的公族。这次几个要被国君铲除的公族联合消灭了昭公的党羽，也就是消弱了昭公政治统治的后盾，公室的力量被消弱，与昭公对抗的公族力量加强。因此公室和公族之间不管哪一次何种性质的争夺必定会导致一方势力被消弱。当公室力量消弱到公族力量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时候，公族势力便会和公室一些与国君不和势力联合起来“弑君＂而重立新君。公元前６１９年，文公和昭公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演变为一起“弑君＂事件，宋襄夫人和昭公不合，又因公子鲍个人因素，便欲借机除掉昭公，《左传》载：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日：“不能其夫人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叉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而使行．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文公即位．４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七年》，第５５６—５５８页。２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七年》，第５５８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八年》，第５６７—５６８页。４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六年》，第６２０一６２２页。昭公去群公子，公室的依靠力量被削弱以后，公子鲍和宋襄夫人联合弑昭公，而自立为君。公子鲍“礼于国人＂不断为自己积蓄力量，待自己的力量能和公室相抗衡的时候，便不再满足于当前的权限，便借助有利时机，发动变乱弑国君，而自立为君，武氏之族杀文公之党羽，由此武氏之族和文公之间结下了怨仇，以致引起后来的武氏之族、昭公子和司城须作乱事件。这是一起期典型的公族势力强大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弑君事件。宋文公即位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培养自己的亲信党羽，“使母弟须为司城。……使荡虺为司马。”１另一方面削弱不为己用的公族势力。宋文公二年（公元前６０９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２宋文公便毫不留情“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使乐吕为司寇，以靖国人。＂３可见宋文公依靠的是戴、庄、桓之族，这些公族成为其政治统治的强大后盾，同时这几个公族也借助宋文公这个政治靠山其势力开始迅速发展，这些家族再经过几代的经营发展，等其势力发展强大后，自然也不会满足于国君对其权力的，必定会寻求与自己实力相匹配的权力职位，进而和国君展开争夺，发生以前那样的叛乱事件。因此，公族和公室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防范的君臣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庇用的关系，当公室利益受到一个实力较为强大的公族侵犯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依靠其他公族或者其他几个公族的联合来叛乱的公族。这个势力较大的公族被铲除之后，那些帮助国君叛乱的公族便会凭借叛乱有功而趁机迅速发展自己的实力，再经过数代的经营，这些公族又成长为能和国君相抗衡的力量，要么这些势力强大的公族弑君而立新君，要么国君依靠和联合其他公族这些叛乱的公族，被之后，其家族势力将被铲除。那些叛乱的公族就会以叛乱有功为由，成为国君信赖而依靠的公族便成为公室新的合作伙伴，他们便借助国君这个政治靠山，成为新兴公族。再经过数代的发展经营，实力迅速发展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六年》，第６２２页。２杨侗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八年》，第６４２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八年》，第６４２—６４３页。强大起来，又成为能和国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为了要求更多的权力，便会重复以前的叛乱现象，进而为其他公族的发展提供机会。因此，只要公族存在，公族和国君之间的这种矛盾就不会消除，国君和公族之间的斗争就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只是国君和公族之间不停地更换着合作伙伴，变换着微妙的君臣关系。宋景公时期的宠臣向魃，亦称司马桓魑，凭借景公对他的宠爱，势力迅速发展，权倾朝野，不再听从国君的命令，同公室成员和其他公族成员发生利益冲突和争夺，最后被驱逐出宋国。这是宋国权臣势力膨胀后对公室威胁的又一事件。公元前５００年，即鲁定公十年，宋景公十七年，向魑和宋景公的母弟公子地之间的纠纷，引发向魃的叛乱，是宋国历史上公族叛乱的一个典型，对宋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魅，魅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夺之。魑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日：‘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魑，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竞，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弗听。辰日：‘是我适吾兄也。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冬，母弟辰暨仲佗、石蔼出奔陈。’’１由此而引起了宋国的一场内乱，给宋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公元前４９９年，宋景十八年，“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宠向魑故也。’’２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宋景公对向魅有着独特的宠爱，不惜牺牲庶母弟来满足向魅的个人欲望，就连自己母弟的建议也不听，正是景公的这种独宠，使得向魑的势力得以发展壮大，在朝中张扬跋扈，目中无人，为所欲为，甚至最后到了国君的命令都不肯服从的地步，这就为向魅后来和国君争夺权利而以下犯上埋下了隐患。公元前４８４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宋景公三十三年，卫大叔疾在卫国因和孔文子发生纠纷３，而出奔宋国，“疾臣向魅，纳美珠焉，与之城钮。宋公求珠，魅不与。＂４向魑已骄奢到何种程度，为一宝珠，得罪宋景公。哀公十二年，宋、郑为两国之间的空余地而打了起来，“宋向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定公十年》，第１５８２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定公十一年》，第１５８４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一年》，第１６６５页。４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一年》，第１６６６页。巢伐郑，取锡，杀元公之孙，遂围岩。十二月，郑罕达救岩。丙申，围宋师。’’１公元前４８２年，宋景三十五年，“十三年春，宋向魅救其师。郑子媵使徇日：‘得桓魅者有赏。’魅也逃归。＂２导致宋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宋郑之间的空隙地未能归纳入宋国版图之内。到公元前４８１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宋景公三十六年的时候，景公对向魅的骄横已经不能够再容忍下去，欲借机除之，“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但是“未及，魅先谋公，请以章易薄。公日：‘不可。薄，宗邑也。’，乃益章七邑，而请享公焉，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往。”向魅的贪欲可见达到了何种程度。在此之前向魅已经做好叛乱的充分准备，公知之，告皇野日：“余长魑也，今将祸余，请即救．”司马子仲曰：“有臣不顺，神之所恶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师不可，请以君命召之。”左师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日：“夫子将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车往，日：“迹人来告日：‘逢泽有介麇焉。’公日‘虽魑未来，得左师，吾与之田，若何？’君惮告子，野曰：‘尝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车逆子。”与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马日：“君与之言。”公曰：“所难子者，土有天，下有先君。”对日：“魑之不共，宋之祸也，敢不唯命是听。”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日“不可”，其新臣日“从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颀骋而告桓司马。司马欲入，子车止之，日：“不能事君，而又伐国，民不与也，祗取死焉。”向魑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师巢伐之，欲质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质。魑日：“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将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魅奔卫。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日：“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辞日：“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入矣。”司马牛致其邑与琏焉，而适齐．向魃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司马桓魑之弟）又致其邑焉，而适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筒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于鲁郭门之外，阮氏葬诸丘舆。３向魃的骄横满盈引起了宋景公的不满，欲除之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向魃和宋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二年》，第１６７３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三年》，第１６７５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十四年》，第１６８６—１６８８页。２９景公之间的这场争夺，也是公族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国君权威的极度威胁，公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该公族的实力，不惜以下犯上，发动叛乱。国君为了维护公室的权威，必定会借助其他公族的力量来消灭发动叛乱的公族势力。向魅叛乱被之后，向氏家族在宋国被彻底清除，而其他公族势力则借机得以发展起来。向魅和宋景公之间的这场争夺实质上是一次族权和公权之间的较量。因此，宋国公族和国君之间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利益冲突的时候又会发生斗争，这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矛盾关系，是由宗法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公族和公室之间的关系是根据他们两者之间利益的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彼此之间只是根据利益的需要在不断更换着合作伙伴和斗争对象而已。但是斗争的隐患一直存在，只是有时表现比较缓和，缓和的时候公族和公室之间就有可能形成合作关系，有时激化，这种矛盾激化的时候公族和公室之间就会发生斗争。但无论何时，只要宋国公族制度存在，这种矛盾就不可能会消除，因为这是宗法制本身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诸侯各国中，宋国的政权下移现象虽然比较早，但是，宋国公族虽然把持了宋国的政柄，但是并没有完全剥夺国君的权力，而是采取比较缓和的手段与国君分享权力。因此，·国君与公族之间就保持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紧密牢固的关系，至春秋末年，宋国的政权才完全落入卿族之手。＂１宋国政权能维持到春秋末期才完全落入公族手中，这也是宋国公族和公室之间这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决定的。（二）国君近幸与公族之间的斗争国君身边的一些非公族的近臣或者是国君比较信任的宠臣也会凭借国君的权威，在朝堂上下狐假虎威，张扬跋扈，对执政公族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威胁。国君近幸与公族之间的斗争，有时也表现出国君与大族之间的矛盾，有时是为了争权而挑起公族之间甚至国君和公族之间的矛盾斗争，联合一个公族去对付另外一个１王晓卫：‘春秋问盟誓风气的转变》，载《历史教学》，１９９２年第１ｌ期。３０公族，更有甚者会谋害公室成员，扰乱国政，因此国君身边的这些近臣、宠臣也是活跃在宋国政坛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同样对宋国历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国君身边这些近臣的活动与执政的公族分不开。公元前５４７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初，公二十九年，伊戾陷害太子事件，在宋国历史上引起了大的内乱：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妻取以入，（共姬即宋伯姬也。宋共公夫人）名之日弃．长而美，平公入夕，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师畏而恶之．寺人惠墙伊戾为大子内师而无宠．秋，楚客聘于晋，过宋．大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日：“夫不恶女乎？”对日：“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请往也。”遣之。至，则欲，用牲，加书，征之，而骋告公，日：。大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日：“为我子，又何求？”对日：“欲速。”公使视之，则信有焉。问诸大夫与左师，则皆日：“固闻之。”公囚大子。大子日：“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日：“日中不来，吾知死矣。”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过期，乃缢而死。佐为大子。公徐闻其无罪也，乃亨（同烹）伊戾．１寺人惠墙伊戾因得不到太子的宠信而借公之刀杀害太子，不可否认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左师向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整个事端是由伊戾制造的。伊戾作为寺人经常在公室周围活动，甚至大臣的重要奏文都要通过他来传递给国君，因此他也有着相当大的权力，寺人惠墙伊戾正是利用公对他的这种宠信，寻找机会在太子和国君之间制造误会，引起事端，又加之左师向戌对太子有成见而欲借机更立新的太子，希望公子佐能够即位，这样对向氏家族的发展更为有利，便暗中与伊戾配合，使太子痤冤死，公子佐成为储君，为将来向氏家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最终平公知道后，向戌作为一个庞大公族的成员，国君当然不会因此事而怪罪于他，只能把罪根归结到伊戾身上。惠墙伊戾的这次活动在无形中调整了宋国公族的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公族和公室之间的关系。寺人似乎在春秋时期的宋国政坛上扮演着重要的配角，公元前５３６年，即鲁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二十六年》，第１１１７—１１１８页：３ｌ昭公六年，公四十年，寺人柳和太子佐之间的矛盾而引起宋国内乱。“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日：‘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日：‘合比将纳亡入之族，（亡人之族指华臣出奔陈者，襄公十七年传）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日：‘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日：‘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入何有？人亦于女何有？……’’’１寺人柳受宠于公，而在朝中为所欲为，引起太子佐的反感，欲杀之而后快，华合比与太子佐关系甚密，欲帮助太子佐除掉寺人柳，以便在事情成功以后好以功臣自居，等太子即位以后，便可以为华氏家族的发展寻找更为强大的政治靠山，结果寺人柳知道此事后便先下手为强，用假象陷害华合比。华亥想借机代替右师之职，便在公调查此事的时候配合了寺人柳，诬赖华合比“将纳亡人之族＂，寺人柳和华亥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而陷害华合比。公遂逐华合比。华氏家族的势力进一步消弱。寺人柳因恃宠而引起华氏家族的内乱和华合比出奔，给宋国造成不必要的内乱。因此，春秋时期，宋国公室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除了牵制公族权力的过分膨胀之外，还必须有效遏制国君身边出现过分受宠或者权力过大的非公族势力。春秋末期，国君权利逐渐下移到卿大夫手中，在宋国具体表现为一部分权利下移到世袭的实力较大的公族手中，另外还有一小部分被国君身边非公族的宠臣、信臣所掌握，成为宋国政坛中权势较大的重臣，他们一方面利用国君对他们的宠信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凭借自己强大的势力和国君对他们的宠信在朝堂内外假借国君的名义发号施令，扰乱统治秩序。大尹便是这么一位宋公身边的宠臣，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宋国历史上制造了“大尹之乱”即：公元前４６９年，即鲁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筏为司城，乐朱组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六年》，第１２７７一１２７８页。３２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川大尹，杜注：“近官有宠者＂，其他很多考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综合几家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大尹必定和国君的关系非常密切，常跟随国君左右，传递大臣奏文，可以帮助国君宣读诏令，又深得国君信赖的宠臣。大尹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国君对他宠爱、信任，随意的假借国君的名义发号施令，他的种种行为引起了公族群体的不满，“国人恶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师日：‘纵之，使盈其罪。重而无基，能无敝乎？’’’２公族集团在等待时机，“冬十月，公游于空泽，辛巳，卒子连中。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日：‘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六子至，以甲劫之日：‘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日：‘无为公室不利！’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司城筏使宣言于国日：‘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今君无疾而死，死又匿之，是无他矣，大尹之罪也。’’’３公族集团便借助这个机会揭穿大尹的阴谋，将其驱逐。大尹制造的这次牵涉到公族之间以及公族和公室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宋国历史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大尹制造的这次内乱成为春秋后期宋国历史上大臣专权的典型，也是卿大夫权力膨胀之后专权的一种表现。之后宋国公室的大权下移到戴、皇、乐三族手中，尤其是乐氏和皇氏家族，势力一直比较强大，成为宋国公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致到战国时期，宋国的整个朝政大权实际上都操纵在乐氏、皇氏手中。（三）公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宋国从封国之后便开始出现公族，随着权利的扩大，他们之间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春秋中后期，宋国多次出现公族之争。同一个公族内部也会因利益的冲突而发生争斗，甚至同一氏族内部也会因利益或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造成两败俱伤，因此宋国公族的矛盾斗争极其复杂，但其最终都是围绕着“利益”而进行的争夺。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一１７３０页。３３宋国各个公族都是国君所依靠的力量之一，他们之间进行的斗争，不管是哪一方胜出或是哪一方失败，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宋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几个势力较大的公族的活动就直接影响到公室的安危，所以国君不得不运用合理的来制约这些公族的权利，以达到公族之间均衡之势。春秋时期，宋国公族之间或公族内部的斗争可以根据时间的不同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公族之间的斗争有着不同的特点。春秋前期，整个家族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家族成员团结一致才能把这个家族发展的更为强大，这也是每一个公族成员的信条，家族是个人发展的强大后盾。因此在家族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公族成员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家族的最高利益。《左传·文公十六年》中记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罐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日：‘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１所以公族为了维护本公族的利益不惜牺牲性命，为的只是能保住家族。因此他们为了本家族的利益不惜和其他公族展开争夺。公族之间利益的争夺成为公族内部矛盾的重点，尤其是那些大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更直接影响着宋国公族实力对比之格局。，春秋初年，华氏与孔氏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斗争，公元前７１１年，宋殇公九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日：‘美而艳。’’’２公元前７１０年，宋殇十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３即自此确立了华氏掌握政权的局面。《史记》上记载“宋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日：‘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六年》，第６２１页。２杨ｆ自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桓公元年》，第８３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桓公二年》，第８５页．民。’……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１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从此，孔氏在宋国衰落，四世之后，即到仿叔时，终因在宋国政坛上失势而被迫奔鲁。而华氏自此时始，成为宋国的望族，而孔氏之族在宋国遂无为卿者。宋国大族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公族矛盾斗争的焦点和主要内容，几乎大大小小的公族都卷进了争夺权益的斗争之中。戴族和桓族是宋国公族中最为强大的两个公族，他们之间的争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实力的发展，都不再满足于当前的权力，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最大化的权力，在权力一定的条件下必定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被激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公元前５７６年，宋共公时期“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日：‘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日：‘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２戴族和桓族之间的斗争是宋国公族之间最大的一次争夺，在宋国这样一个公族大国，公族会因个人而光宗耀祖，也可能因个人犯罪而连累到全族的安危，甚至被灭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鱼氏成员牺牲自己的利益，维持桓族在宋国的延续和发展，鱼石日：“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在。桓氏虽亡，必偏。”３并“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４这样桓族鱼氏和荡氏在宋国的势力被消灭，桓族唯留下向氏。戴族尤其是以华元为代表的华氏家族势力更加强大，成为宋国一个望族，世代活跃在宋国１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１版，卷３８《宋微子世家》，第１６２３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４—８７５页。３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５页。４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成公十五年》，第８７５—８７６页。３５政坛上，对宋国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直持续到春秋末期华、向之乱后华氏在宋国被灭族绝祀。公元前５６７年，公九年，“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１（华、乐都是宋戴公之后裔，世代为宋国之卿大夫。）戴族华氏和乐氏之间因小事而引起了一场冲突、争夺，严重消弱了两个氏族的实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戴族在宋国公族中的地位。公看到后日：“司武而梏于朝，难以胜矣。”（司武即司马，宋国司马之职掌武事。公的意思是：以国家主管军事之长官而被人在朝廷上梏桎，而欲使其取胜他国，就不敢想象了。）便驱逐华弱，华弱出奔鲁国。司城子罕日“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２子荡即乐辔也被驱逐。因为一点小事而导致同一宗族的两个氏族之间发生冲突，结果都被驱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削弱了整个华氏家族的实力，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华氏家族在宋国政坛中的根基。公时期戴族的势力比较强大，他们不再遵守宗法制的种种约束，而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在不受血缘关系约束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在同一族内的不同氏族之间发生冲突，乐氏和向氏之间的斗争，是宋国公族之间的一次尖锐的斗争。鲁襄公二十七年，向戌在促成晋楚之成，即弭兵运动成功之后，便以自己有功向公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日：“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日：“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３这次乐氏和向氏之间的冲突，因子罕和向戌都是宋国杰出的政治家，有着独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六年》，第９４６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六年》，第９４６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二十七年》，第１１３５一１１３６页。３６特的政治眼光，能够从国君和自己家族的全局利益出发，使得这两个家族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局面。“自襄六年至昭八年，（公之世）值子罕、向戌相继为政，公族间无大政争。＂１乐、向两个家族在宋国政坛中的地位更加巩固，成为宋国当时的望族，有着雄厚的实力。不容否认子罕用上述言论阻止宋公封向戌六十邑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向氏家族的进一步强大，进而威胁到自己和国君的利益，而向戌之所以能够接受子罕的建议，辞六十邑，又在向氏欲攻打司城的时候劝阻不要去攻打，也是因为向戌看到了如果自己得到了国君的六十邑的封赐，而引起国君和其他公族的反对，必将对向氏家族造成不利，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消灭向氏家族，因此向戌出于整个向氏家族长远利益的考虑，遂辞掉封邑，并阻止向氏家族攻打司城，因此“君子日：‘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２所以各公族不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归根到底都是为本公族或家族的利益考虑，因此家族利益决定着公族成员的政治活动导向。以上是春秋时期宋国公族之间的两次大规模的争夺，公族之间的争夺，胜利的公族势力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失败的一方将被驱逐甚至灭族绝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族之间的斗争如：华父督和孔父嘉为代表的华氏和孔氏之间的争夺，以致华督弑殇公；南宫万弑闵公而引起“萧叔大心及武、宣、穆、庄之族”联合起来“以曹师＂讨伐南宫万３，此时各公族之实力还不是很强，五族联合之力量，尚不足以平定南宫万的叛乱，所以就不得不借助“曹师＂之外力；公元前６０９年，即鲁文公十八年，宋文公二年，武氏之族因文公弑昭公而“将奉司城以作乱’’，引发武氏和文公之间的矛盾，文公借助戴、庄、桓之族的力量铲除武氏。因此，公族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利益之争，他们之间的争夺不论那一方的力量被削弱，都会影响到公室的安危。宋国是传统的公族大国，国内存在着实力大小不等的众多公族，他们为了生１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ｌＯ月第１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４９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二十七年》，第１１３６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庄公十二年》，第１９１—１９２页。３７存和争取国君的宠信，以便发展自己家族实力，更好地维护本族在宋国政坛中的优势地位，彼此之间展开了你争我夺、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其整个家族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当这些公族实力膨胀，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以后，就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断掠夺人口、土地和财富，权势和财富的急剧增长，使得这些公族具备了发展的自由意识和能力。公族与公族之间虽也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是同宗共族而结成稳固的统一战线，有时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完全根据自己家族利益的得失，有时会只顾自己个人利益的得失，甚至按照某个家族领袖人物的个人好恶，来确定本氏族自由发展的意识和动向，从而频繁地改变着行为方式和集团组合。因此在春秋时期，宋国政坛上的公族和公族以及公族和国君之间没有固定的合作伙伴，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不停地更换政治合作伙伴。（四）公族内部的斗争春秋中后期，整个家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已经逐渐被个人的利益欲望所取代，公族成员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不断调整、变化策略，为个人谋取更多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整个家族的利益，达到个人追求利益的目的。在宋国，华氏曾经出现了两次内部的争夺，某种程度上瓦解了整个华氏家族的实力，也是华氏家族走向衰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公元前５５６年，《左传》载：“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使贼杀其宰华吴，贼六人以铍杀诸庐门合左师之后。左师惧，日：‘老夫无罪。’贼日：‘皋比私有讨于吴。’遂幽其妻，日：‘畀余而大璧。’’’１这是公二十年华氏家族内部的一场争斗。华臣，华元之子，为司徒，华阅亦华元子，嗣华元为右师。华臣乃华阅之弟，皋比乃华阅之子。华臣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便和自己侄子皋比争夺权力。这是华氏家族内部的一次争夺，这次内争引起了公的极为不满，日：“臣也不唯１杨伯竣：《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七年》，第１０３ｌ—１０３２页。３８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必逐之。’’１当时各公族都是以家族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如果一个家族内部发生，必定会削弱这个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影响到这个家族在宋国政坛中的地位，因此宋公要驱逐华臣。这就对华氏家族的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也引起左师向戌的愤怒，但是为了保全宋公室的名誉，“左师日：‘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乃舍之。左师为己短策，苟过华臣之门，必骋。～，虽然没有驱逐华氏家族，但是这次内争瓦解了华氏家族内部的团结，削消弱了整个家族的凝聚力。族与族之间的矛盾不那么明显的时候，同族内同氏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公元前５３６年，鲁昭公六年，公四十年，寺人柳有宠于公，而淫逸骄奢，引起太子佐的不满，华合比欲帮助太子佐除掉寺人柳。寺人柳知道后，便陷害华合比“将纳亡人之族＂，（亡人之族指华臣出奔陈）公调查此案件问华合比之弟华亥之时，因华亥没有出奔，又欲代替华合比为右师，乃与寺人柳暗中勾结作来陷害华合比，便回答日：“闻之久矣。’’３宋公便使华亥代华合比为右师。在家族观念十分严重的春秋时代，这种同氏族的内争是被大家所鄙视的。左师见华亥日“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日：‘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４这是春秋时期华氏家族的又一次内争，华氏家族经过这两次内争，势力便一再削弱下去。其家族没有很强的凝聚力把整个家族团结在一起，家族成员只会为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向，而从不考虑到整个华氏家族的利益，这是和春秋的家族观念不相融合的，以致最后华氏在宋国政坛中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华氏家族经过两次内争，实力大为削弱，已经无力再与其他公族相抗衡，也不可能会再得到公室的支持，因此华氏从宋国大公族的名单中被除名。春秋时期，戴族之乐氏也因个人原因引起一场私争，公元前５０１年，鲁定公九年。宋景公十六年：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七年》，第１０３２页。２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七年》，第１０３２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六年》，第１２７８页。４杨伯竣：《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六年》，第１２７８页。３９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辞，伪有疾；乃使向巢如晋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谓桐门右师出，曰：“吾犹衰经，而子击钟，何也？”右师曰：“丧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日：“己衰经而生子，余何故舍钟？”子明闻之，怒，言于公日：“右师将不利戴氏。不肯适晋，将作乱也。不然，无疾。”乃逐桐门右师。１子明，乐祁之子溷也。右师，乐大心，子明族父也。乐氏家族的这次内争，引起的更大祸乱，之后向魅叛乱，“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２乐氏家族的这场内争主要是家族内部矛盾引起的，对整个乐氏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因此氏族的内争、不团结不仅削弱家族的实力，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之格局，是其家族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严重危害到国家的利益。四、公族对宋国的影响宋国作为殷商后裔的封国，保存并沿袭了殷商旧制，尤其是宗法制的实施，使其国内出现了众多的公族，公族集团的成员世代为官，长期把持宋国朝政，代表国君出使列国，可以说公族成为春秋时期宋国政坛的主角，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宋国历史的主题，公族在宋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对宋国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公族的大量存在和实力逐渐发展强大，一方面对保卫公室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公族实力的过分膨胀一定程度上对国君又造成威胁，因此，春秋时期的宋国公族对宋国历史有着两面性的作用，公族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宋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一）公族对公室的维护作用公族和公室之间存在着一定血缘关系，在这种血缘关系还不是很疏远的时候，血缘关系就成为维护公族和公室之间稳定关系的一种保障。这时的公族对公室有着重要的维护作用，当公室利益受到实力强大的公族威胁的时候，与公室关系密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定公九年》，第１５７１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定公十一年》第１５８４页。４０切的公族就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公室的利益、权威和正统的统治地位。公族成为公室之股肱，是公室赖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同时宋国大大小小十几个公族，公族的大量存在，保障了宋国的一姓统治，没有出现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被异姓所篡权的现象，维护了宋国公室的正统统治，世代辅佐公室治理国家和处理同其他诸侯国的邦交关系，成为公室密切的合作伙伴。宋昭公时期，将去群公子，乐豫日：“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蕞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１公族成为公室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无论是哪一位国君在位，都要依靠一个自己信赖的公族作为自己统治的依靠力量，公族成为维护公室统治的坚强支柱。他们世代为官，协助国君处理朝政和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帮助国君不服从管理的势力强大的公族成员和国君身边凭借国君的宠信而骄横满盈的权臣。因此公族对公室有着重要的维护作用。宋国君必定会选择一个或几个与其“志同道合’’的公族作为维护公室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公室一旦出现危机，这些公族就要义不容辞地帮助国君以维护公室的正统统治。公元前６８２年，即鲁庄公十二年，宋闵公十年：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荻帅师围亳。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宋人请猛获于卫．……亦请南宫万于陈……宋人皆醢之。２公室受到宋万的挑衅，处于安危的紧急关头，戴、武、宣、穆、庄之族作为维护公室的主要力量，就有义务有责任保卫公室的正统地位，在其合力还不足以平定内乱的情况下，借助外力——“曹师”也要维护公室的利益和安全，按照春秋君臣之礼制裁宋万等杀害闵公的集团成员，从而维护公室的正统统治。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七年》，第５５７—５５８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庄公十二年》，第１９ｌ一１９２页。４ｌ公元前６０９年，鲁文公十八年，宋文公二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以靖国人。’’１在武、穆之族欲发动叛乱之时，戴、庄、桓之族成为公室之股肱，．帮助国君叛乱。这本是宋武氏之族和国君之间的冲突，国君利用戴、庄、桓之族的联合力量驱逐出和自己作对的武、穆之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公元前５２２年，即鲁昭公二十年，宋元公十年，华、向之乱，《左传》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是那个公族帮助国君平定华、向之乱，但可以确定的是，公室必定会依靠除华向之外的其他公族势力。因为华、向之族经过数代的发展经营，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在宋国诸多公族中已经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摇，要想彻底铲除华、向家族的势力，绝非易事，所以必定会依靠其他公族的力量，根据当时公室的实际情况以及后来公族势力发展来分析，公室依靠的应是乐氏、皇氏等家族的力量。公元前４６９年，即鲁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大尹侍宠骄横，“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而引起了公族群体的不满，“国人恶之＂２：‘冬十月，公游于空泽，辛巳，卒于连中．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日：“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六子至，以甲劫之日：“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寝之庭，日：“无为公室不利！”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司城筏使宣言于国日：“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今君无疾而死，死又匿之，是无他矣，大尹之罪也。”大尹谋日：“我不在盟，无乃逐我？复盟之乎！”使祝为载书。六子在唐盂，将盟之。祝寰以载书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门尹得、左师谋日：“民与我，逐之乎！”皆归授甲，使徇于国日：“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日：“与之！”大尹徇日：“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日：“无别！”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日：“不可。彼以陵公有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文公十八年》，第６４２—６４３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哀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页。４２罪；我伐公，则甚焉．”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司城为上卿，盟日：“三族共政，无相害也！”１大尹侍宠以自己个人的意愿来决定国君的人选，引起了公族的公愤，戴氏、皇氏、乐氏各自的力量可能不足以大尹的叛乱，因此三族联合了大尹的这场叛乱，从此三族联合执政，共同保卫公室的安危。因此，公室在受到实力较为强大的敌对势力威胁的时候，会有几个公族的联合力量来共同叛乱者，这是宋国公族在维护公室利益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特点。因此，公室要维护自己的正统统治就必须要依靠公族，公族就成了公室有效的依靠力量，所以公族对于国君维护其起统治有着重要作用。（二）公族实力膨胀后对国君的威胁公族和公室之间虽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牢固君臣关系，但是随着世代的久远，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薄，随之而起的是复杂的利益关系代替那种已经不再为公族群体所信仰的血缘关系。因此不管是公族之间、同一氏族成员之间、不同氏族之间、公室和公族之间、国君身边宠臣和国君以及和某个公族之间的争夺，因为利益的关系必定会牵涉到国君和另外一个公族，尤其是公室和公族之间的争夺，因为其他公族为了争夺利益和公室需要其他公族的支持才能够平定内乱，因此，不管宋国的哪一次什么性质的争夺，必定会牵涉三方面的力量，如果公室失败，就会出现弑君现象，根据作乱公族的意愿重立新君，如果作乱公族失败，国君就会毫不留情的铲除这些作乱的公族势力，在宋国灭其族、绝其祀。只要宗法制占据统治地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不会避免，国君和公族以及公族之间的斗争就不会消除。华氏和向氏在是宋国诸多公族中一直比较强大，其实力已足以和公室相抗衡。公元前５２２年，宋元公十年：元公开始对华、向之族存有戒心而“恶华、向”，华、向之族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准备在国君铲除其势力之前发动叛乱以保全其家族：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裒公二十六年》，第１７２９—１７３ｌ页。４３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日：“亡愈于死，先诸？”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则执之。夏六月丙中，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廪．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１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向宁日：“唯不信，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民，对日：“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日：“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韵。”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日：“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柽以归，日：“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为质，必免．”公子既入，华桎将自门行。公遽见之，执其手，日：“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２华向之乱，郑国子产所谓“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故一朝变乱，势可倾国。此次华向之变出全力者，华氏也。向氏不过附从耳。故哀公之世，向巢、向魑尚为卿；而华氏自此无为卿者矣”３。“华、向之乱”之前，华氏可以说是宋国众多公族中实力最为强大者，已经威胁到国君的权威，国君欲除之，华氏有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感，便集中华氏家族全力并联合向氏在宋元公铲除其家族之前发动叛乱，以此来保全其家族实力和利益。华、向这次叛乱在国君和其他公族的联合下失败，但是对宋国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首先，公族是公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室之股肱，华、向在宋国被铲除之后，公族力量被削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国公室力量也被消弱，公室处于一种空虚状态。其次，华、向势力被削弱，尤其是华氏，叛乱平定之后，再没有担任宋国的任何官职，“乱定以后之六卿，庄族一人，平族二人，戴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年》，第１４０９一１４ｌＯ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年》，第１４１４一１４１５页。３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ｌＯ月第１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５４页。“族虽仍三人，但乐氏非华氏耳。’’１那些和国君联合叛乱的公室势力趁机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为乐氏家族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造成宋国公族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宋国公族之间力量的对比格局，国君的合作伙伴也发生了变化。再次，从诸侯国之间来说，华向这次叛乱，华氏家族成员出奔他国，“华登以吴师救华氏＂２，借助接受国的来攻打宋国，从前到后持续了几年的时间，牵涉到吴、齐、晋、楚几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战争，公元前５２１年，宋元公十一年，先是“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３引起了齐国、宋国和吴国之间的战争，同年冬“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４又引起了宋国和吴国之间的战争（华登去年奔吴），同年“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曹翰胡会晋苟吴、齐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５又引起了晋、曹、齐、卫、宋和华氏投奔国之间的战争，连续战争不仅削弱了宋国的实力，也引起了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宋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影响力大大降低，本来宋国作为殷商后裔，殷商礼制在宋国保存非常完整，受到诸侯国的礼遇，在诸侯国中留有“诸侯唯宋事其君’’的美誉，但此事件之后，楚太宰犯日：“今又争国～，从此宋国在诸侯国间已经失去了昔日礼仪之邦的尊贵地位。同时连续几年的战事，严重削弱了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给其他诸侯国提供了插手宋国内政的机会：楚蓬越使告于宋日：“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无宁以为宗羞，寡君请受而戮之。”对日：“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为君忧，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战，君日‘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日：‘唯乱门之无过。’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孤之望也。唯君图之！”楚人患之。诸侯之戍谋日：“若华氏知因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为楚功，其亦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请出之，宋人从之．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猖，１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１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５４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一年》第１４２７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一年》，第１４２７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一年》，第１４２７页。’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一年》，第１４２８—１４２９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一年》，第１４３０页。４５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１楚国插手宋国内政，使其不能专心致志搞好国内的改革和建设，在其他诸侯国逐渐走上富国强兵道路之后，宋国还在以前的基础上徘徊，造成后来宋国的总体实力远远落后于秦、齐、楚、晋等国家，以致后来被灭国。总之，华、向之乱对宋国不管是国家内部还是在诸侯国之间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公族一方面需要国君的保护和支持发展本家族的力量，另一方面，当该公族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要求和自己实力相对应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就对国君和公室都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因此，只要公族制在宋国存在，公族实力膨胀后对公室和国君造成的威胁就不可消除，只是这种威胁时而表现的平和时而表现的比较明显，平和的时候，公族与公室和平共处，明显的时候公族和公室展开争夺，但无论何时，争夺的隐患因素会始终存在。（三）公族对宋国的影响宋国存在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公族，有些公族成员只是如昙花一现，如戴族之老氏，仅出现老佐一人，庄族之仲氏、平族之边氏，文族之灵氏，在春秋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其具体事迹也就无从详细考证，自然就不可能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在众多公族中史料记载最多的就是戴族和桓族，伴随春秋时期宋国历史始终，对宋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最大，孙曜先生日：“戴、桓之在（郑）［宋】，犹七穆之在（宋）［郑】，三桓之在鲁也。族大丁多，根深蒂固。”２因此可以说，宋国的主要公族就是戴桓之族，戴桓之族中尤以华氏、乐氏、皇氏和向氏、鱼氏、荡氏、鳞氏为代表，他们世代担任宋国执政卿大夫，把持宋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实权。戴、桓之族凭借其“族大丁多”对维护公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宋国的多次内乱都要依靠戴、桓之族平定，同时，他们依靠自己的实力不断争夺利益，在宋国也引起几次规模较大的内乱，严重威胁到公室的安全和国家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二年》，第１４３３—１４３４页。２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１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５４页。利益。因此，戴、桓之族对宋国历史的影响要从两方面来分析。《春秋会要》１中对春秋宋国各国君时期执政公卿如下：表１宋国君及卿大夫执政表宋国君穆公在位年数９年１０年１８年１０年３１年１４年１７年９年２２年１３年４４年华定、皇国父、华费遂、华合比、华喜华亥、乐大心、华费遂、仲儿、向宁、华粳、华疆、公子忌、边印、公子目夷公孙固、公子成、公子荡、乐豫、公子印、华耦、公孙友、鳞隆、华御事孔父嘉孔父嘉华督华督执政卿大夫殇公庄公闵公桓公襄公成公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公子印、鳞隆、荡意诸、华御事、华耦、华元华元、荡虺、公子朝、乐举、公子须、公孙师、乐吕华元、向为人、鳞朱、鱼石、荡泽、老佐、乐裔、向带、鱼府华元、乐喜、向戌、华亥、华弱、华阅、皇郧、乐遄、西组吾、华臣、元公１５年乐祈、乐鞔乐大心、皇瑗、乐筏、皇非我、向巢、皇缓、皇野、皇怀、乐朱组景公４８年灵不缓春秋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宋国主要的执政卿大夫都由国君之后的公族成员担任，尤其是戴、桓之族，其家族人数之多，执政时间之久，都是其他公族所难以相比的。异姓公族就很难插足政坛，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很多记载，因此，对宋国历史上活跃的主要是同姓公族，并且呈现出权力过分集中于戴桓之族手中的明显特点。１清·姚彦渠：《春秋会要》，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５５年１１月第１版，卷１《世系》第１４—１６页。４７春秋时期宋国执政的卿大夫可以按照家族分类如下：表２卿大夫对应公族分布表公族名称氏族向氏鱼氏成员向为人、向带、向戌、向宁、向宜、向巢、向魅公子目夷、鱼石、鱼府公子荡、荡意诸、荡虺、荡泽鳞曜、鳞朱华督、华耦、华御事、华元、华亥、华弱、华阅、华臣、华定、华费遂、华合比、华喜、华程、华籀桓族荡氏鳞氏华氏乐氏戴族皇氏老氏孔氏庄公一仲氏乐豫、乐举、乐吕、乐裔、乐喜、乐遄、乐大心、乐祈、乐鞔、乐筏、乐朱组皇郧、皇国父、皇瑗、皇非我、皇缓、皇野、皇怀、老佐孔父嘉仲几边印灵不缓公孙固、公子成、公子印、公孙友、公子朝、公子须、公孙师、西钮吾、公子忌其他平公一边氏文公一灵氏其他由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戴桓之族是宋国众多公族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公族，尤其是桓族向氏和戴族华氏、乐氏、皇氏。“华氏在戴族中为尤胜。统计二百余年，宋之六卿可考者，五十七人，戴族四氏，占三十一人，而四氏之中，华氏占十四人。自隐公三年至哀公二十六年，宋国执政者十五人，戴族占九人，而华氏占四人。＂１因此，戴族之华氏在宋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宋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在春秋时期开始把持朝政，几乎所有的正卿都由同姓公族成员担任，所以说１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ｌＯ月第ｌ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５４页。４８研究宋国的公族主要就是研究戴桓之族，公族对宋国的影响也就主要是戴桓之族对宋国的影响，更确切的说就是向氏、华氏、乐氏、皇氏对宋国历史的影响。公族一方面把持朝政，占据要职，对维护宋国公室的正统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春秋时期宋国公族群体中涌现出了一批贤能之材，对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宋襄公时期的公子目夷，“能以国让”因此，宋襄公即位后，“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１公子目夷的“仁＂还突出表现在公元前６４１年，宋襄公十年，宋襄公将用人祭，司马子鱼日：“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日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２子鱼的言语符合当时社会礼制的要求，对于维护宋国在诸侯国间的威信有着重要作用。后来，宋军围攻曹，讨伐它对宋国的不服从，子鱼又进言于宋公日：“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曼而降。《诗》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３子鱼进谏国君以德治天下，反对使用没有道理的战争。公元前６３９年，宋襄十二年，宋襄公欲称霸而举行诸侯会盟，目夷根据当时诸侯国之间力量、．实力的对比以及宋国的实际国情进谏宋公日：“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４但宋公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秋，诸侯会宋公于盂。”５司马子鱼对此日：“祸其在此乎！君欲己甚，其何以堪之？’’６结果宋襄公在这次会盟中被楚国作为人质，《左传》载：“楚执宋公以伐宋。”７后经过多方交涉，才释放宋襄公回国。宋襄公欲争霸而将要征伐郑国，进而引起楚国参战，子鱼预言日：“所谓祸在此矣。＂８后来在宋国和楚国的泓之战中，司马子鱼一直进谏宋襄公及时并积极作出作战命令，而宋襄公固守陈旧战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九年》，第３３１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十九年》，第３８ｌ一３８２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十九年》，第３８３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一年》，第３８９页。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一年》，第３９ｌ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一年》，第３９１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一年》，第３９１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僖公二十二年》，第３９３页。４９失去了作战的有利时机，最终导致宋国在战争中失败，宋襄公自己也伤于股，第二年死于泓之战中的股伤，由此可见公子目夷的贤能和政治远见，只可惜其策略没有被固守陈规的宋襄公所采纳，但也没有淹没公子目夷的贤能。桓族向氏之向戌对宋国的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元前５４６年，３０年，宋向戌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发起了“弭兵运动＂，向戌的积极奔走于列国之间，终于在公元前５４６年会合晋、楚、齐、秦、鲁、宋、郑、陈、蔡、曹、卫、许、邾、滕１４国于宋都蒙门（宋都之东北门）之外，召开弭兵会议，经过几番周折达成“晋楚之从交相见＂１的盟约。弭兵会盟的成功，使宋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大大提高。以后近半个世纪中原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发生，给宋国营造了一个稳定、宽松的发展空间，使宋国能够得以持续发展，而向戌也成为春秋战乱时期的和平使者。所以椒举言于楚子日：“宋向戌……诸侯之良也。”２向戌因其弭兵运动成功，不仅给宋国带来了安定的政治环境，同时在整个春秋史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向戌的贤能为宋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戴族乐氏之司城子罕也是宋国公族成员中的贤能之材。子罕以其“不贪为宝＂而名垂青史，公元前５５８年，公十八年：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日：“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日：“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日：“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真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３子罕不仅有着很高的不贪气节，而且还以爱民的情怀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公元前５年，公３２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日：”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日：“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二十七年》，第１１３０页。２杨们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四年》，第１２５ｌ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五年》第１０２４页。５０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１司城子罕以此为乐氏家族在宋国的统治积累了深厚的民众基础，是春秋时期宋国历史上的贤能之士，对维护公室的利益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公子鲍“礼于国人’’等，他们都是宋国公族成员中的贤才，为宋国公室利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对宋国历史的发展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这些贤能的公族成员在宋国历史上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随着公族实力的膨胀就不再满足当前的权限，为了寻找更多的权益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公族和公室之间以及公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些争夺对宋国造成了严重后果，如春秋末年的华、向之乱，华氏、向氏家族成员出奔他国，利用接收国的和宋国发生战争，前后牵涉到齐、吴、晋、楚等几个国家之间延续数年的军事战争。华、向之乱给宋国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损失，可以说公族的存在以及公族之间的争夺是造成宋国在春秋末年逐渐衰弱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戴桓二族伴随宋国始终，对宋国历史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宋国历史离不开戴桓二族，“戴桓二公之族，人多族盛，故自鲁庄公十二年起，至哀公二十六年止，总计二百余年间，大抵两公之族更迭执政，自鱼石等出奔，桓族骤衰，戴族独盛，然不数年，．同出于戴公之华、乐二氏，又相争，既而华氏又自相争。及昭公之世，华氏与向氏比而作乱，招引外寇，卒之偕以出亡。于是乐氏又独盛焉。宋景公因宠向魅而召乱，于是向氏再出亡而皇氏盛矣。究之，未出戴、桓两巨族。＂２所以宋国众多公族主要就是戴桓两公之族。宋国大量保存殷商旧制，尤其是政治制度上的公族世袭制，造成宋国政治僵尸，缺乏生机和活力，一些公族成员并没有真才实学，而是凭借家族的显赫地位世袭官职，这样就造成宋国整体素质不高，在同其他诸侯国的邦交中处于劣势，公元前５３０年，鲁昭公十二年，宋元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日：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二十九年》，第１１５７一１１５８页。２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ｌＯ月第１版，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４５一１４６页。“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１华定作为宋国华氏家族成员之一，担任宋国重要官职，经常代表宋国出使他国或者与其他诸侯国谈判交涉等重要邦交事宜，但是对最基本的邦交礼仪都不懂，这样的素质怎么能够胜任其职？注定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昭公二十二年“宋……华定……出奔楚＂２，也反映了宋国公族的堕落腐化。同时有些公族成员担任要职，并不为民众考虑，只顾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公元前５５６年，二十年，“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３这样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阶级矛盾，埋下的隐患，同时也是造成宋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春秋末期，“虽然国君和贵族都认识到了大夫家族的重要性，但他们都不去阻止这些家族之间长期的争端。强宗巨室之间斗争和消失的年代显示，他们中绝大多数没能挺到春秋末。那些仍然掌权的家族是靠消灭其他家族来获得生存的。宋国的乐氏……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家族在你死我活的厮杀后幸存下来的。’’４宋国国君虽有意识到公族制的弊端，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改革，实施选贤任能和尚功的任用制度，而是仍以“于周为客＂的心态自居，并不接受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仍旧沿袭殷商旧制，正卿几乎全部由公子公孙担任，大部分都是公族成员，这种任官制度在春秋时期虽然出现少部分的变革，但始终没有冲出殷礼的框架，仅仅是对原有官制的小修小补，而没有像晋国那样，废宗法，灭公族，驱逐群公子，也没有象秦国那样采取任何富国强兵的措施，其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公族长期执政，形成了一种僵死的政治，缺乏活力，始终没有冲破礼制的束缚而大胆改革。国君只忙于处理国内的内争，而无心去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再加上宋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各诸侯国展开争霸战争期间成为激烈争夺的对象，整个国家处于战争的困苦之中，也就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其进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公卿大族就一直在没有变革的情况下把握宋国的政权。因此齐、楚、晋、秦等国兴起并经过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之后，宋国便趋向衰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十二年》，第１３３２页。２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昭公二十二年》，第１４３３页。３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襄公十七年》，第１０３２页。４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１版，第１０５一１０６页。５２弱，以致最后被灭国，这是和宋国的公族分不开的。尤其是到春秋后期，宋国公族成员开始根据个人利益的需要决定本家族的发展方向，和其他公族成员展开利益争夺。也就是说在族权与族权的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的时候，同一公族内不同氏族之间就会为着自己的氏族利益或者个别领袖人物的个人原因而进行厮杀，尽管他们是同一血统，但随着世代久远，这种血缘关系就越来越远，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这种宗法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牵连宗族之间关系的纽带，他们只会从自身或者本氏族的利益出发来决定其行为的发展取向，因此公族之间不断发生利益冲突和争夺。公族是宋国政坛上一个庞大政治群体，其活动直接对宋国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公族对宋国的影响可以以春秋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发展时期，对公室的稳固有着积极作用，后期还要是公族实力的膨胀时期，他们为了自己家族发展的需要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同公室和其他公族之间展开争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严重消弱了宋国的整体实力。因宋国自始至终都是公族政治，几个势力较大的公族轮流交替执政，世代把持朝政，国君的权力逐渐下移到公族手中，尤其是戴桓之族。春秋时期一直活跃在宋国历史舞台上并且发挥重大作用的主要是桓族和戴族，形成戴、桓秉政之局。“自昭公以来，戴、桓两公之族分掌政局，而桓每优于戴。至是六卿既扩而为九，而桓族仍占其六，陵篾他族甚矣！＂１华向之乱被平定后，华氏在宋国自此无为卿者，代华氏而起的是戴族之乐氏。桓族自鱼氏等五大夫出亡，桓族之四氏，只留下向氏，华向之乱后，向氏又有一部分出亡，至向魅之乱，桓族乃尽。“桓族既尽，戴族自华氏而外，尚有皇氏、乐氏、老氏。老氏见于《传》者，只老佐一人。庄族与共族，自仲佗、石驱随景公母弟辰奔陈后，遂无闻。平族自昭二十二年边印外，亦无闻。于是公族凋零殆尽，所余者，只戴族之乐氏、皇氏及出于文公之灵氏耳。而大尹之乱，犹赖其力以平定之。’’２所以戴桓之族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宋国历史发展有１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ｌ舨，丛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４８页。２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ｌ版，从书第三编６３，第１５６页。５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战国时期，宋国几乎所有的实权都被公族所掌握，公族群体的政治活动成为宋国政治的主题，公族活动方向决定着宋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公族群体的堕落、腐化以及他们之间的争夺是造成宋国衰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春秋时期的宋国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实力强大公族的政治活动和家族史。因此，研究春秋时期宋国公族问题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宋国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对研究春秋时期公族有着重要的价值，也为研究世族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对春秋以后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结语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在宋国政坛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即公族，他们成为宋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公族集团的政治活动构成了宋国历史的主题。公族之所以能够在宋国存在、发展、强大，主要是因为作为殷商后裔的古宋国，沿袭殷商旧制，相对落后的殷商制度、习俗、文化为公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沃土和广阔空间；公族和公室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公室必须依靠公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公室对公族有着巨大的保护作用，公室的保护作用成为公族发展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另外，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宋国贵族阶层实行“内婚制’’的婚姻制度，使得公族阶层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公族集团；宋国是周王朝为巩固其统治的特殊封国，周王朝给宋国以特殊的礼遇，享受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因此，宋国始终以“于周为客”的优势心态自居，不再接受先进文化，固守陈规旧制，为公族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制度理由。这些都为宋国公族的的存在、发展和强大起了关键的作用。春秋前期，这种以血缘关系来维护君臣关系的公族制度，确实起到了稳定君臣关系、维护公室利益的作用。但是在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宋国公族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也开始冲破礼制的约束，不断同公室和其他公族之间展开利益的争夺，凭借自己强大实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个人的利益需要决定家族活动方向，这样，公族之间以及公族和公室之间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宋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宋国公族以桓族和戴族为典型代表，逐渐形成戴桓之族秉政的局面，戴族之华氏、乐氏、皇氏，桓族之向氏、鱼氏，利用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发展本家族实力。待其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再满足当前的权力，这些公族为了寻找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便利用其拥有雄厚的实力，根据个人利益需要和欲望，不断同其他公族和公室之间展开利益的争夺。如华父督杀孔父嘉而弑殇公、荡泽弱公室而杀公子肥、公子鲍杀昭公而自立为君、华向之乱、向魃之乱等，皆是宋国公族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宋国政坛呈现出公族轮流执政的局面，公族之间的争夺严重消弱了公室的统治。同时一些非公族势力逐渐强大也开始威胁到国君的权威，如春秋末期的大尹之乱。这些都使得宋国国君权力迅速的下移到实力强大的公族手中，相成公族秉政的局面。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通过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而宋国并没有对原有的政治进行改革，尤其是选拔制度，仍然实行的是公族世卿世袭制，这就为公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公族的大量存在，他们之间不断的权争，公族阶层落后的治国理念，严重阻碍了宋国的改革和发展，公族制度使宋国的政治处于一种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公族世卿世袭制成为阻碍宋国进步的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是导致国家落后，甚至灭亡的因素。公族对宋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国的兴衰和公族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说，春秋时期的宋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公族的政治活动史。５５参考文献一、古人文献及今人论著（一）古文献［１］（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ｌ版。［２］（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３］（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４］（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５］（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６］（汉）郑玄著（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７］∞撇④㈣㈣懒，蝻濑懒１嘟年１２月版。［８］（汉）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第１版。［９］（宋）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１月第１版。［１２］（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１３］（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１４］（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１５］（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１０］（宋）程公说撰：《春秋分记》，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丛书。［１１］（宋）魏了翁撰：《春秋左传要义》，台北：商务印书馆（台北）四库全书珍本丛书。［１６］（清）姚彦渠：《春秋会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１７］（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１８］（清）马骗《左传事纬》，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２年版。［１９］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第１版。（二）近人著作［１］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丛书》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１版。［２］陈文德：《乱世经营术—齐宋晋秦楚吴越大变局中的兴亡剖析》，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０年版。［３］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４］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ｌＯ月版。［５］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版。［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５月第２版。［７］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ｌ版。［８］李玉洁：《先秦史稿》，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１版。［９］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第１版。二、主要参考论文［１］蔡锋：《春秋时期宋国的内婚制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２］曹瑾：《忠义尚礼的“春秋”大义精神》，《运城高专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２期。［３］晁福林：《试论宋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史学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４期。［４］晁福林：《宋太丘社考》，《学术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６期。［５］晁福林：《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４年第５期。［６］陈立柱：《微子封建考》，《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７］陈宁：《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对诸侯婚姻制度的影响》，《河北师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８］陈剩勇：《诸侯争霸战争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浙江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９］程长新：《北京发现商龟鱼纹盘及春秋宋公差戈》，《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５期。［１０］官性根：《春秋时期小国的生存策略探讨》，《成都师专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１１］宫长为、孙立楠：《论西周初年的商周关系》，《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期。［１２］郝铁川、赵长征：《春秋宋国官制初探》，《商丘师专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５年第２期。［１３］李宏、孙英明：《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史学月刊》１９９９年第６期。［１４］李学勤：《论几件宋国的青铜器》，《商丘师专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１５］李玉洁：《宋鲁文化比较研究》，《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５期。［１６］刘成纪：《宋陈文化与宋陈之学》，《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８年第５期。［１７］刘继刚：《浅析公族大国——宋国衰弱的原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１８］刘继刚：《简评华元的内政和外交事迹》，《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ｌ期。［１９］刘继刚：《略论古宋国的地位》，《黄淮学刊》（社科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期。＋［２０］刘海燕：《春秋宋国未能称霸中原的原因初探》，《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２１］彭裕商：《周初的殷代遗民》，《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６期。［２２］钱林搞鲔啾战国彤瞄橼都贼疆域础卿，纫毁獭学ｆ懒羽Ｄ０年第２肌［２３］任之：《殷民入周后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８年第５期。５７［２４］孙明：《先商文化与商丘的起源》，《中原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４期。［２５］谭风雷：《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子罕》，《中州今古》１９９４年第２期。［２６］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４期。［２７］新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经济》，《商丘师专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２８］徐难于《试论春秋时期的信念观》，《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２９］阎根齐、刘海燕：《先秦宋国史若干问题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３０］杨宝称：《试论殷民文化》，《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３１］郑清森：《宋国都城初探》，《文物世界》２００１年第３期。［３２］周兴：《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２期。［３３］周兴：《重评宋襄公》，《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３４］朱风祥：《春秋宋国主持的两次弭兵》，《黄淮学刊》（社科版）１９９１年第１期。［３５］朱凤祥：《周朝宋国衰弱原因浅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５期。［３６］朱风祥：《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３７］朱风祥：《宋襄公“仁义”之举新诠释》，《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３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简报》，《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３９］王长民：《从宋襄公泓之战看春秋时期战争方式的转变》，《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４０］文永林：《浅析春秋时期世族的产生及其特征》，《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２期。［４１］吴高歌：《晋国公族与卿大夫》，《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２年第２期。［４２］颜世安：《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４３］杨升南：《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兵盟会”考——兼论对“弭兵”盟会的评价》，《史学月刊》１９８１年第６期。［４４］杨秋梅：《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晋阳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４５］岳红琴：《春秋时期宋国与列国的盟誓关系试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４６］郑燕珍：《宋昭公“无道”考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后记古都开封城是一个美丽的旅游文化名城，古老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河南大学就坐落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三年前，我非常荣幸就读于李玉洁教授和涂白奎副教授门下，开始对先秦史进行研究。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三年，转瞬即逝，三年的学习生涯，虽不敢奢谈成绩，但是终身受益，尤其是李玉洁老师和涂白奎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历历在目，没齿难忘。先秦史是研究中华文明源流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先秦时期的历史典籍晦涩难懂，在先秦史的学习过程中两位恩师总是教导我们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各种典籍，不懂就问，让我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两位导师总是不厌其烦给予讲解，通过三年的学习，我领悟到了先秦史的丰富内涵。从两位导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读书、治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在此，对两位导师在三年内对我的关心、教导和辛勤培养表示深深的感谢！三年的学习生涯中，郑慧生、袁俊杰等诸位老师以其渊博的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给予我启迪，他们就像知识海洋里的导航灯，给我指引着方向。辅导员张艳老师从生活、学习等各方面不辞辛苦地关心、帮助我们每一位同学，在此对诸位老师的教导表示感谢。朋友是我一生中无法衡量的财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同门师兄弟：崔增磊、何新、朱家有、常然、王山青、尹松鹏、姜鹏，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彼此督促，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学习过程；还有我的室友张换换、郭艳艳、石瑞丽、赵慧，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彼此关心、照顾，形同亲姐妹。三年的时间孕育了我们真挚的情感，这份深厚的感情将继续伴我前行。希望我们大家都会有着美好的未来。父母是我永远的骄傲，在此感谢父母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和那默默无闻的支持，是他们给了我前进的信念和力量，以后的生活中我也一定会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继续努力，相信自己一定会做的更好。因笔者才学疏浅，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斧正。谢谢！春秋时期宋国公族研究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吕西红河南大学

1.学位论文 董巧霞 春秋时期宋国邦交问题研究 2006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纷纷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实际上成为具有相对主权的国家，拥有相对的政权、相对明确的领土界限、国民以及相对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各自可以地解决和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事务。邦交在各诸侯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孙子日：“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①各个诸侯国都从自身情况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邦交活动。纵观春秋时期，不仅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邦交史上的异常活跃时期，在邦交的形式、内容和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后世我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本文分三章考察春秋时期宋国的邦交问题。第一章从宋国的疆域及战略地位出发考察宋国的邦交环境。宋国位于兵家所必争之战略要地，又位于姬姓邦国的包围之中，这种特殊的邦交环境对宋国邦交活动的展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探讨宋国与周边诸国的邦交关系及其邦交策略，主要分为五节，重点分析宋国与周王朝的邦交关系；宋国与郑国的邦交关系及邦交策略；宋国与鲁国的邦交关系及邦交策略；宋国与齐、晋、楚等大国的邦交关系及邦交策略；宋国与周边诸侯小国的邦交关系及邦交策略。 第三章在对宋国邦交策略进行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总结宋国的邦交思想及其影响。春秋时期的宋国以殷商后裔的身份与郑国、鲁国、齐晋楚等大国以及周边诸侯小国都进行了广泛的邦交往来。宋国作为殷商后裔的封国，不仅直接继承了殷商文化的某些特点，而且受到周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忠义、尚武等独特的邦交思想和策略，其邦交更能体现中国邦交思想的传承和变革。因此研究宋国的邦交问题不仅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时代特点与邦交状况，而且还有助于贯通中国邦交史的脉络，为研究中国传统邦交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历史演变提供依据。 《今文尚书》、《春秋左传》、《史记》等这些宝贵的古史资料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考古资料的证实属于信史，为宋国邦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本文拟通过吸收、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以及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有关宋国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进行考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归纳、总结宋国的邦交环境、策略、思想、原因及其影响，梳理有关宋国的邦交问题，考证其邦交成败的原因、历史经验和教训。

2.学位论文 孟楠 春秋时期宋国之卿族研究 2007

春秋时期，维系着周王朝统治的宗法制裂变加剧，王室的权力逐渐下移，连接亲属血缘的纽带也渐被破坏。初期，旧的道德体系尚未被全部废除，天子的威严也得以暂时的保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的不断进步，上层建筑也不稳起来。至春秋中后期，各国权力阶层逐渐下移。“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过渡到“自诸侯出”，甚至有“陪臣执国命”。与此同时，各家诸侯相为争霸，也为各国世家卿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生长环境。王纲解纽——霸权迭兴——政出家门——瓜分公室乃是春秋政治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与之相生相伴的是春秋社会各项制度的变革，最终导致了春秋社会的全面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宋国作为一个“于周为客”的诸侯大国，同样处在这个变革的时期，同样避免不了历史地规律。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宗法血缘的观念随着诸侯各国卿大夫阶层的兴起而逐渐松弛。宋国各家卿族皆出于先代君主。或为直系，或为旁系。众多卿族之强者，家族延绵之久者，唯戴、桓二氏。而戴、桓之特强者，戴氏一宗矣。戴氏之族贯穿于整个春秋时期，《左传》一书主要记载了华氏、乐氏家族的发展经历以及其家族执政人员之事迹。至春秋末年，华氏消亡，乐氏愈发壮大，而由戴族分化的另一支系皇族也开始崭露头角，皇、乐二族以及文公之后灵族最终形成了共同执政的局面。桓族由于春秋前期的“鱼石之乱”而仅存向氏于宋国。其后向戌执政使得向氏欣欣向荣，然最终由于向魋之恃宠而全族见逐。然而，宋国在政治及表现上却与当时中原诸侯各国有着不尽相同之处。本文通过以贯穿春秋时期之宋国历次为线索，尝试展现宋国众卿家族的发展历程，从而进一步总结出宋国卿族的政治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3.期刊论文 岳红琴.YUE Hong-qin 春秋时期宋国与列国的盟誓关系试探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5)

春秋时期,宋国与列国的盟誓关系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幻和宋国国力的强弱而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宋穆公到宋闵公为第一个时期,此时宋国国力还比较强大,主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与不同的国家结盟;从宋桓公到公初期为第二个时期,此时由于齐、晋的崛起以及晋、楚的长期争霸,为谋求生存,宋主要是追随齐、晋而与列国结盟;第三个时期为公后期,由于晋、楚相继衰微,宋国力有所恢复,宋虽然仍追随晋国参与其组织的结盟,但对晋已是貌合神离.宋与列国的盟誓关系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4.学位论文 李胜振 晋楚霸业之争与郑国、宋国的悲剧 2006

春秋时期的郑国与宋国是处于中原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在列国争霸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晋国和楚国的霸业之争最具典型性，历时最长且影响最大。两国实力相仿，长期处于僵持状态。郑国与宋国地处晋国与楚国之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两国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霸权天平的倾斜方向。所以长期以来对郑国和宋国的战争连绵不断，晋国和楚国的霸业之争集中表现在对二国的争夺上。晋楚争霸的历史造成了郑国和宋国的灾难，使郑、宋两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成为一场悲剧。前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视不够且有所偏重，本文主要从地理原因出述郑国与宋国悲剧的原因及两国的对策，以说明其悲剧命运的必然。全文分这样几部分： 绪论：交待有关郑宋悲剧这一事件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提出本文论述的出发点及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晋楚争霸在春秋争霸中的重要性，通过对晋楚争霸过程的叙述指出地处中原地区的郑国和宋国是晋楚霸业相争的关键； 第二步分：交待郑国和宋国在春秋时期的实力及其占据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对晋楚霸业成败的重要意义，晋楚对郑、宋长期的争夺及给二国带来的尴尬被动的军事局面和沉重的贡赋负担； 第三步分：分别论述郑宋二国为摆脱不利处境所采取的对策：郑国主要采取灵活的外交，“唯强是从”，以求在大国之间得以生存，同时希望通过内部的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国基本采取较稳定的附晋抗楚的外交方针和寻求“弭兵”以达到晋楚各自息兵的夙愿。虽然采取的对策不同，但都无法改变悲剧的命运，国家日益衰弱，最终走向灭亡。 第四部分：总结导致郑国与宋国悲剧的原因，除了重要的地理位置对国家的外，两国之间的长期矛盾与国内贵族内部权利的纷争也是牵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余论(结语)：指出礼法在春秋时期所起的作用及对郑国、宋国命运的影响，说明两国的悲剧也是时代所造成的，并进而指出对春秋时期中小国家进行研究的必要。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春秋时期除了我们常说的大国之外，更有众多不为人重视的中小国家的存在。长期以来，对中小国家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的认识当时的社会，也有助于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本文试图将郑国和宋国这两个具有众多相异点的国家的相似的结局作为出发点，通过探讨造成两国悲剧的原因并做以对比，找出其中存在的共同之处，进而探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两国悲剧的必然。

5.期刊论文 蔡锋 春秋时期宋国\"内婚制\"考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7(3)

\"内婚制\"为部族内的\"同姓相婚\".春秋时期,宋国贵族虽然仍有实行超出五服之外的内婚制的传统,但国君阶层的婚姻形式并不限于内婚制,内婚制的比重已微乎其微,并且至春秋末年时已经被外婚制取代.而贵族中卿大夫阶层,内婚制的习俗仍很严重,这可从史料中很少发现有与他国贵族或本国异姓贵族通婚的事实得到证明.宋国内婚制是殷周两种婚姻制度对立的产物,也是殷周两种文化形态、生活形态交融斗争时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畸形婚姻形态.

6.期刊论文 朱凤祥.ZHU Feng-xiang 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3(2)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此,饱受战争之苦的弱小国家竭力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争霸战争和弭兵运动都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推动春秋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弭兵\"运动的促成,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7.期刊论文 马卫东.MA Wei-dong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殷都学刊2008,29(4)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

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8.期刊论文 王云鹏 浅谈宋人之\"愚\" -中州学刊2005(4)

宋国是春秋时期中原公族大国,宋人行事由于缺乏变通而显得愚笨呆滞,为人所讥.其\"愚\"的性格特点的实质是重义轻利,忠厚朴实.这种性格特点主要是由于殷人遗风和宋国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宋国的地理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

9.期刊论文 葛林 往事是一道风景——《大马群》序 -黄河文学2008(9)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商丘市的夏邑县.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这个地方属宋国的领地.宋国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地域范围比现在商丘市所辖地区还要大一些.宋国的几代国君,也都是以宽厚仁和著称,在那个群雄争霸的年代里,宋国虽没有太大的作为,但保持了相当长久的和平安定的生活.后代的历史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时惊奇地发现,宋国虽没有强大的军事和发达的经济,但它在同一时期,却孕育了三位文化巨人.公元前五百年,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文化的创世纪时期.

10.期刊论文 程平山.周军 商汤居亳考 -中原文物2002(6)

商汤灭夏以前的亳在东方商丘附近,春秋宋国薄邑和商代的亳地当于汉晋蒙、薄二地求之.蒙、薄在春秋时期属于异名同地,春秋时期的薄在蒙泽附近,殷墟卜辞记载的亳也正在蒙泽附近.商为国名,亳是都城,商国内有商、亳二邑.汤有三亳,商初汤仍居东方之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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