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铭⽂的书写特点是什么
⼤盂⿍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的史料价值。下⾯是百分⽹店铺给⼤家整理的简介，希望能帮到⼤家! ⼤盂⿍铭⽂的书写特点是什么 篇1
⾦⽂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字，古时称铜为⾦，所以称为⾦⽂。我们说中国的历史是唯⼀没有间断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字载体的存在，⽂字没有间断。从甲⾻⽂开始，⼤篆、⼩篆、⾪书、楷书，脉络清晰。
⼤盂⿍铭⽂虽属西周早期⾦⽂，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分质朴平实，⽤笔⽅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见灵动，并达到了⼗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种磅礴⽓势和恢弘的格局，从⽽为世⼈所瞩⽬。
著名的⼤盂⿍ 291 字，现藏国家博物馆，因铭⽂中有“ 唯九⽉王在宗周令盂”⽽得名(康王时)。记载了周王对盂的教导和对盂等的册命、对盂的赏赐;史墙盘284字，现藏扶风周原博物馆，因铭⽂中有“ 史墙夙夜不坠”⽽得名(共王时)，评价了⽂、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德，并记述铸器的微⽒家族六代的'事迹;散⽒盘357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中有“我既付散⽒”⽽得名(历王时)，记述了西周两个贵族⼟地踏勘划界、⽴约、约定违约处罚的过程;⽑公⿍49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中有“⽑公对扬天⼦皇休”⽽得名(宣王时)，记录了周王对⽑公的教诲及赏赐，是⽬前发现的铸有⾦⽂最多的商周礼器。
以上⼏件举例之外，现已收藏在各博物馆的有铭⽂的礼器数以万计，是⼀部庞⼤的史料。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字资料主要是甲⾻⽂和⾦⽂，西周遗留下来的⽂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它的可贵之处是，记录了当时发⽣的史实，记载了⼤量的重⼤历史事件。反映了西周政治、军事、经济、⽂化、外交、法律的⽅⽅⾯⾯。早有学者指出，⾦⽂在西周历史⽂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
有件事，⼤家⼀定觉得奇怪:我们⾄今只见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简、帛书的实物出⼟，⽽没有看到西周及以前的简书和帛书的实物出⼟，只有我们前⾯提到的甲⾻⽂、⾦⽂，那么是否表明商周时期，祖先只会将⽂字刻于甲⾻、铸于青铜器上，⽤于记事呢？不是，从甲⾻⽂和⾦⽂中都常见到“册”和“典”字的出现，⾮常形象地表达出了⽊简、⽵简的形状，由此证明在甲⾻⽂、⾦⽂那个时期，⼤量⽂字同样使⽤⽵简、⽊简和帛书。⾦⽂记录中的当众宣读的册命，也应该是书写于简或帛上的。
⽂字除了书写于简册之外，古⼈为什么还要铸字于青铜器上呢？我想古⼈已经知道，将⽂字铸于青铜器上，更永固。其⽬的就像铭⽂中经常出现的“ ⼦⼦孙孙其永宝”、“⼦⼦孙孙永宝⽤”、“万年⼦⼦孙孙永宝⽤”等等，都表明当时铸器、铸铭时，古⼈的⼀种愿望，他们预见到书于宗彝之铭，将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时，王经常对有功之⾂赏赐予铜，记为“赐⾦”。赐⾦就是指赐给铜料，⼤⾂受赏赐之后，将所赐之铜⽤作青铜礼器，铸铭以记事，并歌颂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铭，就记录了王赐“利”⾦，后⽤做宝尊彝的事实。(利簋是著名的礼器，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具体时间)这种习俗也推动了铸铭的形成和发展。
对⾦⽂的发现和释读，有记载的，最早是西汉宣帝时美阳得⿍，美阳即现陕西省扶风门寺，京兆尹张敞释⾦⽂。当然这只是个偶然现象，并不表明当时对⾦⽂的普遍研究，但之后多有⽂⼈学者研究。19年甲⾻⽂发现后，对⾦⽂的研究也起了积极的作⽤，因为⾦⽂在个别情况下会出现铸造时的挤压变形和腐蚀点，容易看错，这时就可以借助甲⾻⽂，更直观地观察商代⽂字向西周⽂字的演变，了解某⽂字的原形、原意。 ⼤盂⿍铭⽂的书写特点是什么 篇2
器厚⽴⽿，折沿，敛⼝，腹部横向宽⼤，壁斜外张、下垂，近⾜外底处曲率较⼩，下承三蹄⾜。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型、中型⿍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19⾏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三年九⽉册命贵族盂之事。 ⼤盂⿍铭⽂的书写特点是什么 篇3 出⼟
⼤盂⿍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组，即李家村)，出⼟后便被贩卖⾄⽂物市场。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名盂者⽽得名，与之同出的⼩盂⿍已佚。 转辗买卖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富宋⾦鉴把铜⿍买下，因为器形巨⼤，⼗分引⼈瞩⽬，⿍很快被岐⼭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宋⾦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银⼜购得了宝⿍，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银卖给陕⽢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玩，得宝⿍后不敢专美，旋即将⼤盂⿍献给上司以表孝⼼。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视极⾼，恃才傲物，不免为⼈所阴嫉。 潘家得宝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的潘祖荫援⼿，上奏咸丰皇帝⼒保宗棠，且多⽅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左宗棠得⼤盂⿍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盂⿍⼀直为潘⽒所珍藏。虽然也时⽽有⼈觊觎此⿍，但毕竟潘⽒位⾼权重，⾜可保全⼤⿍⽆虞。⾄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盂⿍连同其它珍玩⼀起，由⽔路从北京运回苏州⽼家。⼤⿍作为先⼈故物，睹物思⼈，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光绪之末，⾦⽯⼤家端⽅任两江总督。曾⼀度挖空⼼思，想据⼤盂⿍为⼰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亥年，⾰命暴发，端⽅被杀。潘家和⼤⿍才真正逃过端⽅之难。
初年，曾有美籍⼈⼠专程来华找潘⽒商谈求让⼤⿍，出价达数百两黄⾦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年代中叶，当局在苏州新建⼀幢⼤楼。党国⼤员忽发奇想，要在⼤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展览会，邀潘家以⼤⿍参展。以图⽆限期占有⼤⿍。然此拙劣伎俩为潘⽒识破，婉⾔拒绝了参展。 复埋地下
1937年⽇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当户之⼈，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及全部珍玩⼊⼟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进院落的堂屋。这是⼀间久⽆⼈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注⽬。主意已定，潘家⼈苦⼲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藏地下。⼜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以外另有两个佣⼯和⼀个看门⼈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时竟成了⽇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所见，⽇军也只得作罢。⽇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曾⼏次盗掘了若⼲⼩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但⼤⿍过于沉重，⽆法搬动，得以幸免。
赠宝于国
光阴荏苒，在历经⼗余年战乱之后，中国了。潘家后⼈见⼈民极为重视对⽂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才可托付先⼈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6⽇写信给华东⽂化部，希望将⼤盂⿍和⼤克⿍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26⽇，⽂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的陪同下赴苏州，⼤⿍得以重见天⽇。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化部于10⽉9⽇举⾏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盂⿍藏⼊此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盂⿍等125件馆藏珍品⽀援。从此⼤盂⿍⼊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盂⿍铭⽂的书写特点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