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梁启超历史观形成因素论文

摘 要：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学渊源，康有为的史学思想以及学术间的互动，对西方进化论的吸收，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内忧外患急需变革的时代背景，地理与历史的学科交叉都是梁启超的历史观的影响因素。

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以其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奠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基础，使中国的历史学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因此研究梁启超的历史观与影响其形成的各个因素对于了解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基本情况意义重大。

一、梁启超的历史观

梁启超批判封建旧史学为帝王“作谱牒”的传统，认为其不能究民族国家盛衰存亡之理，主张新史学应以“民统”代替“君统”，以促进民族精神的振兴，主张“三世六别”的进化论历史形态观，提出智力因素和英雄在历史创造中的特殊作用，看到了地理环境对文明生成的作用。梁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变革和改造旧史学的先进武器，又是营造新史学理论的支柱。那么影响其历史观形成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影响梁启超历史观形成的因素 （一）家学渊源

梁启超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祖父梁维清是新会县教谕（相当于今教育）；父亲梁宝瑛是乡间私塾先生，母亲虽不是名门闺秀但却知书达理，是梁启超的启蒙教师，浓厚的文化气息使得梁启超“自幼

熟读儒家经史典籍，国学根柢甚深”。他四五岁就在祖父及母膝下受《四书》、《诗经》，其“学问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皆得之于家传。除经学之外，梁家对史学也很重视，“每日刻以《史记》、《纲鉴易知录》”。梁启超成人之后，“《史记》之文，能成诵”，而《汉书》《古文辞类纂》《輶軒语》《书目答问》等书也已熟读。家学渊源对梁启超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梁启超的家乡在新会的南端，距其十里远的崖山是南宋抗元英雄陆秀夫、张士杰奋战到底、蹈海自尽之处，他们的动人事迹代代相传，梁的祖父时常为儿孙们讲述南宋遗事，民族兴亡感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很早就影响到了梁启超，这使得他的史学思想里总有探究民族振兴的因素。

（二）师承交流

10年梁启超开始受学于康有为，次年入学康的万木草堂。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为梁启超打下了一生治学与事业的基础。康有为学识渊博，重视史学、实学、经学和西学，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教给了梁启超进步的学术思想和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培养了其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进化论历史形态观就是在康有为的“三世说”的基础上提出的。此外，梁启超与同时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史学，历朝历代都修史、修志，古人以史为鉴，用历史指导实践。梁启超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受古代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很深，这点从梁启超的史学著作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此外，梁启超身边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日本

他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并能与时代同步的学术朋友，如韩文举、蒋智由、章太炎、严复、黄遵宪等，他们对梁启超的学术观点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中西方的交流

“三世六别”进化论历史形态观的提出除了以康有为的“三世说”为基础之外，还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人文科学，其功能在“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进化论的思想由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史学和经济学。梁启超认识康有为之前，入京会试落第途经上海的时候，读了《瀛环志略》和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之后，就不由得“心好之”，激发了对西方文化最初的兴趣。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努力学习语言，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因此中西方的交流对梁启超历史观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四）政治理想

梁启超在中国积极地倡导君主立宪，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与国家思想，建立了中国式的近代国家理论。西方的民主政治使他看到了国民的重要性，这与中国一家一姓之国的封建传统历史截然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历史就像是一部政治史，服务对象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梁启超对旧史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抨击，说它迷恋权力，“死人本位”，传播范围狭窄，只为贵族服务。他重新界定了

史学的性质，认为史学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的学问”，史学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他提出新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这就受他一直鼓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了，政治理想对其历史观的影响可见一斑。

（五）时代背景

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影响了他的历史观，而当时的时代背景又影响到了他的政治理想，要想进一步的把握梁启超的历史观，还要追溯到社会大环境中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下，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最后，国家内部混乱不堪，外部又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一系列的民族自救运动业已失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急需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了英雄史观，其定义的英雄是“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利益者”，在当时，社会的变革和民族的救亡图存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的奋勇现身。此外，统治阶级的腐朽也使得知识分子们对其完全失去信心，梁启超否定旧史学为帝王作传的传统，也是对统治阶级的否定和示威。

（六）学科交叉方面

梁启超还看到了地理环境对文明生成的作用，他引用了欧洲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对中美地理环境的比较来说明地理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虽然有些片面，但还是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在内的，这种学科交叉的影响对历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学渊源，康有为的史学思想以及学

术间的互动，对西方进化论的吸收，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内忧外患急需变革的时代背景，地理与历史的学科交叉都是梁启超的历史观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吴廷嘉、沈大德：《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2] 荣挺进、滕新才：《梁启超讲历史上、下》，新华出版社2005年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年

[4] 杨念群：《孙中山梁启超历史观比较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

[5] 曾光：《梁启超历史观辨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6] 段建海：《论梁启超的历史观》，《理论导刊》，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