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关系的新闻纸_申报_与晚清义赈_郭恩强

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

郭恩强

内容提要

晚清义赈中，义赈组织、江浙士绅、普通民众与《申报》相遇而发生的慈

善行动，交织着新旧思想与关系的融通、冲突和改变。作为一种中介性关系，《申报》与义赈之结合呈现出多层多样的关系样态。义赈中，新闻纸对各方的勾连体现了信息的连接传输，私人圈子的社会交往扩展，以及在两者基础上参与主体的意义共享与排斥等诸多层面关系之涵义。正是上述几层关系的扭结结合，促进了义赈局面的彻底改观，也为我们了解晚清大众报纸如何通过非常事态介入各群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个案视角。关键词

晚清赈灾

《申报》

义赈士绅

交际网络

引言

1877年冬日的一天，在上海经商的浙籍士绅经元善与友人李玉书通过沪上报纸了解到，河南的大旱灾严重到“赤地千里人相食”的程度。两人在“相对凄然”的同时，决定为灾区做点什么。于是他们拟定募捐启事，印制捐款名册，先向其经营的仁元庄诸友募集款项，又委托浙籍同乡曹远亭代为募款。转年开春时，经元善诸

［1］

人已筹集万金。而在此前，距离上海不远的江南名城苏州，苏籍士绅谢家福也通过《申报》密切关注着西人传教士赈灾的一举一动。早在1877年年初，上海的《申

报》就陆续刊登了西方传教士赈济山东的活动。身在苏州的谢家福得知西人热衷赈济山东，对其动机颇为怀疑，于是产生了抗拒情绪。当传教士欲收养灾区婴孩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更激起了苏籍士绅的对抗行为。士绅袁遂在致信谢家福时就此抱怨

，西人欲领养，华官不可。因思彼处婴孩无说：“山东灾民中之婴孩，前阅《申报》

以存活者不知凡几，倘能收养一名，即免饥死一名，即少入教一名，功德尤大，关

［2］”系亦不小。此信正暗合了谢家福对西人收养灾孩的担忧。就在此前不久，谢家福曾致信正在山东开展义赈活动的常州籍士绅李金镛，表示过对此问题的关切。《申

报》的报道证实了谢家福的判断，于是他与其他苏籍士绅会商后，决定加入到山东青州的赈灾行动中。

观上述二例可以想见，作为晚清新崛起的商业大众报纸，《申报》在中国士绅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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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掀起的义赈活动中所起到的独特触媒作用。尽管上海的经元善和苏州的谢家福出于偶然的因素，此时做出了从事义赈的抉择，但此后两人却与义赈和新式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元善与谢家福的例子，只是晚清义赈与媒体结缘的一个缩影，诸多人士的经历不仅因此形成了交集，他们的交往格局和行事策略也因此而改变。总体而言，围绕着慈善念头和义赈行动，印刷媒介勾连起士绅与各方的关系。

“关系”一词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含义模糊而丰富，本文标题中的“关系”，是在社会学的层面和意义上加以使用，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接近。根据边燕杰的总结，西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之中的关系（tie），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

［3］

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但本文没有沿用社会网络分析对“强”“弱”关系的经典划分，或如其他研究总结的关系具有的文化、结构、工具等论题之涵［4］

义，而是对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学者提出的传播具有信息传递、公共交往、意义生成

几个层面的意指进行了挪借，由此认为在清末义赈中新闻纸作为一种关系，体现了信息的连接传输、私人圈子的公共交往扩展，以及在两者基础上参与主体的意义共享与排斥等诸多层面之涵义。

晚清大众报刊，作为当时“信息保存和传输”的一种新方法，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研究者从“深深地交织在构成一个社会的诸种关系的网络中”这一视角加以审

［6］

视。在以往研究者看来，19世纪70年代中国大众报刊发展对义赈的主要意义，是

［7］

“报刊的流行使信息传播迅速及时”，成为“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这种

［5］

类似詹姆斯·凯瑞（JamesW.Carey）所说的传播的“传递观”在义赈研究中很流

［8］

行。典型的如有学者将近代义赈研究的上限确定为1872年，一个理由是“具有近代色彩的中文新闻媒体”的《申报》创刊了。作者强调《申报》在义赈初期进行了

［9］

，但仍将其视为义赈的“最大宗史料”。大量报道，并成为“活动据点”

以传播的关系视角检视，以往有关晚清义赈研究的报刊认知史，更多地只是注

意到了报刊“信息传递”的关系维度，而遮蔽了其所蕴涵的“公共交往、意义生，而非成”的其他关系面向。由此新闻纸“只是一个工具被使用的自然发达史”

［10］

“作为传播与人类存在和交往的关系”。也即只将报刊看作重大事件的载体与容器，忽略了其重构交往关系和文化意义的新模式。换言之，当我们把视角由载体关系转向交往关系时，就能看到作为新出现的“媒介方式”（马克·波斯特语），晚清大众报刊“是以何种方式嵌入到某种关系中去的，又是以何种方式呈现为某种社会关系、

［11］。并建构关系网络的”

如此看来，从《申报》与义赈结合体现出的关系变革角度切入，能为我们了解

晚清大众报刊如何通过非常事态介入各群体的日常生活，提供个案视角。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以《申报》为代表的新的媒介形式与民间义赈的关联，以及通过此一关联新闻纸对已有社会交往形式的形塑。本文要回答以下问题：从关系的角度看，晚清大众报刊在义赈中是以何种方式嵌入到传统社会关系之中，又是以何种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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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建构与勾连新的关系的？作为关系的报刊，在义赈中又怎样体现“信息传播”关系维度之外的“公共交往”“意义生成”的关系面向？如此视角观察晚清大众报刊，又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媒体之意义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

一

中国士绅参与赈灾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义赈传统也源远流长。但1876年

［12］

至1879年前后，江南士绅掀起的“丁戊奇荒”赈灾活动，似乎有着别样的意味。最起码，参与过此时义赈的中坚人物经元善就断言：“从前未有义赈，初闻海沐青州

［13］”，正是上文谢家饥，赠阁学秋亭李君，集江浙殷富资往赈。文中的“秋亭李君”福致信让其关注西人赈灾动向的常州士绅李金镛。作为义赈先驱，虽然李金镛早在

1876年就在苏北赈灾，但影响并不大，反倒是在邻省山东赈灾的西人传教士搞得风生水起。1876年冬，传教士李提摩太将山东灾区情状写信告知通商口岸的朋友，此信不久登上海字林晋源馆新报，不仅“上海西人见之亦皆大发慈心，再行捐银，送

［14］

，华人也“有义轻财者，集腋成裘，被灾之处”。往该处救援”但西文报刊毕

竟传播面有限，认识到新报与赈灾结合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西人，当然没有就此打

住。旅居上海的西方人士于1877年正月末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很快就在中文的《申

［15］

。报》上刊登了劝赈公启。此后，传教士从灾区发回的灾况信件不时见诸《申报》而《申报》也投桃报李，发表论说对西方人士的善行进行宣扬，并主张可委托西人

［16］

代办义赈。正是报纸对传教士与赈灾动向的勾连，才触发了前述以谢家福为首的苏籍士绅参加义赈的行动。

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新闻纸在西方赈灾组织与捐款民众之间的信息连接传输对中国士绅形成了刺激，但就在西人刊登劝赈启示不到两个月的1877年5月，《申报》上就出现了上海果育堂的劝赈启示，试图以中国传统的福报之说打动读［17］［18］

者。令果育堂同人欣喜的是，启事刊布3天就收到600余元的赈款，传统的善堂通过与新报结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可以说，日报已经为上海的华人善堂拓展了新的潜在关系空间，但因为果育堂始终没有派人到前方散赈，报纸充当灾区与募捐者的中介联系被阻断，使得募款效果大打折扣。而此时身在苏州的谢家福在与众苏绅商讨后，则与袁子鹏直赴山东灾区，对西人传教士收养灾孩采取了针对性的行动。在1877年末开展的河南义赈中，为解决赈款不足的问题，苏籍义赈同人在1878年初正式成立了苏州桃花坞协赈公所。成立初期的公所，主持人谢家福面对无米下锅的窘境，可能联想到西人此前赈灾时新式报刊的角色，于是将袁子鹏从河南发回的

，并以“望炊楼主人”的笔名在《申报》上刊登启事，第一封求助信转投《申报》

［19］

介绍苏籍士绅的河南助赈情况，进行劝赈。以此为开端，苏州桃花坞刊登的劝捐文稿连续不断地出现在《申报》上。此时，新闻纸作为本土赈灾组织、灾区与捐款

民众之间的信息联结角色，才逐渐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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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同时，已立志投身义赈，自称“数十年市隐海滨，所交游者，不出乡

［20］

。两人“先通讯后识里好善之士”的经元善，因豫灾筹赈而与谢家福“遇合”

，在往还通信中经元善被谢家福的魅力折服，自称其“见地议论烛照机先，往还面”

［21］。商榷，无不开门见山，彼此推诚布公，和衷共济”此时的经元善已被推举为上海方面的义赈领袖，组织创办了上海协赈公所。谢家福除了将苏州义赈组织刊印的宣

传品铁泪图寄示，还表达了“欲纠沪上合志联镰”的想法。而此前与经元善从未谋。从此，苏州、上海、扬面的扬州士绅严作霖，也“书来商另树一帜，专拯豫灾”

州、常州等地的义赈组织与士绅，开始以苏州和上海为中心，联合开展义赈活动。其时所属上海机构的郑观应，在诗篇《筹赈感怀》中所抒发的“晋豫洊奇荒，饥民

［23］

，就是彼时义赈的典型概括。泣道陬。筹赈设公所，登报告同俦”

义赈组织的风生水起与官赈的了无声息，形成了鲜明对比。早在1877年5月山

东灾害时，《申报》就对官方信息反馈机制的不完善进行抱怨，该报以西人交谈的形式发难：“吾辈所不解者，中国之京报所有日行之公事皆列于中，如山东之灾亦属中

［24］”国之大事，而京报所列并未多见，故中国朝廷亦不能详知山东之大灾也。同时，官方赈灾的效率低下也是大问题。一般“地方官之报灾，请大宪筹拨款项以办赈济

。因此，鉴于西人赈灾组织在山东的积极行动及取得者，旷日持久，视急务为具文”

的良好效果，《申报》提出了将赈款交由西人办理的建议。因为西人将“已有可稽

［25］

登诸新闻，布之信函，俾施赈者一览而知其中之毫无侵亏”的做法，更能取得世人信任。新式报刊对官赈的指控并非捕风捉影，毫无依据。在1878年4月赈济山西时，《邸报》就刊登了有灾区在赈灾过程中徇私舞弊、贪污的消息，并引发

［26］

了《申报》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有时，即使义赈也难逃徇私舞弊的风言。如在赈济直隶时，苏省就有“所寄天津赈抚开河捐款拨充海防之需”的谣传，害得郑观应［27］。《申报》此类批评官赈的抱怨、读者对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表态要“登报声明”

之的讨论，以及郑观应面对风言的表态，都暗含着在此时的赈灾事务中，新闻纸是

［22］

勾连各方关系的中介之媒。

相比官赈之弊，义赈确有其相对优势。《申报》从劝赈角度，认为中国以往的“劝捐集赀，必择富贾巨商为之首倡”，然此种人物在一府一县之中毕竟十分有

［28］

限。此种看法，义赈人士也极为赞同：“大宪所劝者绅富，我同人所劝者，自愿发

”但更新鲜的做法，还在于义赈组织劝捐心之善士，自无害于官捐而有益于灾民也。

［29］

“必先登报申明，并将所收捐数随时登报，以昭信实”。将所得之款“开列清账登

，是义赈组织取得各方信任，也因此获报，并刊征信录，俾人人皆知均归赈济之用”

得社会名声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义赈组织制定了严格的规约，不仅约定“筹赈与，“以符义赈之名”，而且还要将此约散赈者不许因此得受朝廷职衔”或“移奖”

“自己亲笔缮写一份，对神口诵一遍以自警”，并发有“如有阳奉阴违，侵蚀赈款，

［30］

当受天诛，雷殛火焚”之毒誓。由此便可理解，为何义赈同人如此看重能在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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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关系的报纸上列账征信了。

劝赈目标群体的变化，打开了报纸联结义赈组织各方以募款的想象和讨论空间。如在报纸上小试牛刀进行劝募的上海果育堂，不仅在启事中盛赞“申地各报馆主人

，还对“报章既出”后捐款者的踊跃玉成人美，慨列报章，普告同诚，广成善举”

［31］

行动欢欣鼓舞。此后，果育堂启事中劝捐对象的位次，变成了“仁人君子，仕商

［32］［33］

绅富”之序。上海义赈组织的领袖经元善，还以“苦口婆心人”的化名提出

“省费助赈”之说。他由“钱业及各友，省端节席费助赈一千一百余元”的体验出发，提出如能如法炮制，将各董事端午中秋两节席资助赈并在各业推广，赈款将

［34］

“为数必巨”。，他又以“觉悟氏”的化几天之后，因“惟恐各业有未尽周知者”

，再次表达前述的想法，并“特嘱”《申报》“排印万张，在沪上及名投稿《申报》

［35］

，苏州、宁波三处各行号中分送”以发挥新闻纸的网罗之效。亦如另一位身在上海

的粤籍义赈士绅郑观应，商诸同人并函告浙苏扬镇筹赈公所诸公，想出了要将各处

善士交来的助赈古玩、法帖、书画等物件拍卖的主意。具体做法是将物品陈列于果

［36］。育堂厅中或城隍庙前，“登诸日报，布告绅商，订期拍卖，以价高者得”同仁辅元堂则提出，“拟仿缿筒随意变通劝捐之法，制备木筒百具，择城内外聚市街道各设

。该堂不仅嘱托义赈“同志转相告劝”以使“妇稚皆一筒，劝道路行人随愿投钱”

，还要将捐启及劝捐章程向官方备案，并将之“刊刻分送，张挂，并列申报、新知”

［37］。报，以广善缘”

除了在各义赈组织间充当中介关系，对新式报刊而言，它也是勾连各方赈灾信

，各事消息“无不息、观点的汇总连通之桥，特别在上海这样的“中国通商大埠”

。就如此次灾害，“上海得知最真，闻之最速。况有新闻纸备朝发暮至，捷若影形”

述其事，是以捐赈一项，宜乎上海多于别处也。即别处乐善好施，亦往往由上海汇

［38］”综转达。从丁戊奇荒一开始，《申报》就表现出了积极介入的姿态。通过传输官

员、士绅、传教士写的灾情报道、奏折、日记、书信等，《申报》向社会展示了中国

北部灾情之严重，灾民境遇之悲惨。有人统计，仅高峰时段的1877、1878两年间，

［39］

《申报》就发表关于赈灾的文章230篇，几乎每5天就有1篇。除了对灾况的穿插连接，在劝捐方法上，《申报》也一直集思广益，连通中西与南北百业各方。譬如听

［40］。闻西人“演剧”“演戏”或作音乐会筹资助赈之事，想到了国人的“戏资助赈”此议不久，上海的鹤鸣戏园就做出了“分歌舞之余资，襄赈施之善举”的举动。另

一家久乐园顺天乐班，自认被官绅商客以及西国官商之来华者的踊跃捐款所感动，

［41］

于是亦举行演戏助赈，以践行“无分畛域，善与人同”之举。而《申报》也对诸戏园的“捧场”报以反馈，称赞其“以下等之人，而为上等之事，不负余之期望，［42］。，凡入酒馆、亦可嘉矣”由此推而广之，“善举可以随时进行，不必尽富商大贾”

妓馆、戏馆诸公，都可以行善。上述诸如此类的方法，让《申报》满怀着连通与凝

聚个体力量的遐想。受到上海肄业书院各生童停止两月课期，以膏火、花红、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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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食等钱作为赈捐的启发，《申报》提议设馆授徒的读书人，可以分润砚田。如能效

，这样赈仿之，“多制捐簿，分散劝捐，而零星之户虽半元几百文，亦可随意输助”

［43］

款才源源不绝，四民之中，各业皆有。在《申报》的如此居间影响下，上海的13位医士自称受到大宪、商贾、伙友、倡优，以及塾师、士人、妇女、童子、乞丐等

各色人群参与赈灾的感召，亦联名登报表态助赈。

二

［44］

新闻纸作为勾连各方的中介关系，在义赈中除了展现对信息的连接传输，在另一层面，也体现出义赈士绅凭此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的意义所在。这其中，传统书信与新式报刊两者的砥砺结合与交互回应，构成了此时社会交往变革的重要一景。

作为中国士人交往惯常使用的媒介，书信具有“便于公开而又想保守秘密的奇特对立之汇合”的社会学特征，而现代的新闻纸则体现出“同一时间的知识和思想

［45］

之分享”的交往偏向。两种看似对立的交往关系与交往体系，在塔尔德（GabrielTarde）那里却是天然同源的。因为“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其来源于私信和交谈。起先报纸对私人闲聊和通信做出回应，而后报纸成为私人闲聊和

［46］

通信的一个源头。在义赈的话题下，私人的信件往往和公开的报纸相结合，成为勾连助赈同人彼此，以及助赈同人与劝捐友人之间关系的新信息方式。如直赈期间，

在上海负责后方捐务的郑观应致信前方放赈的李金镛，告知其义赈同人金苕生和熊纯叔已到沪，并就河南妇女被卖收赎一事谋划妥当，拟办情形可见《申报》之报

［47］

道。在另一封信中，郑观应哀叹“沪上捐事日见寥落，豫中来信收煞不来”的同

，如赵君崧甫慈幼局时，告知李金镛有关河南的赈济情形，“迭次来信都见《申报》

。对前方的直赈义绅严作霖而言，新闻纸则充当了汇总信，凌君砺生木兰店发信”

信息的中转角色。郑观应告知他：“初五日奉到致谢君绥之（谢家福）函，当即递苏。兹接绥之复书，知尊意惓惓春赈，深以勤始怠终为戒。弟等闻此靡不惭悚。惟捐款来源早已罄竭，且十月底业已截止。远处余波亦俱陆续交到，如，一路去冬所许颇为不薄，而仅来千余金，云已绝响。足知物力已穷，再张空拳实亦无益。

［49］”绥之书中虽有‘扬、镇、沪愿力宏深’语，亦是推美让善，恐难再振。郑观应还，以便严作霖了解大概情补充说，他会将“本日《申报》《新胜街公所报单》寄奉”

况。三人中之两人彼此未谈及的话题，在信函与报纸的互通中得以完成关系之综合。在庞大的赈济网络面前，除了身在江浙沪的核心人员，分散各地的诸多义赈士绅无法彼此认识。这时，报纸以书信的形式联系四方义赈同人，就成为便捷的途径。如在赈济河南、直隶时，报纸以“致各埠筹赈书”的形式劝捐催款，就成为上海公所联络各地同人的惯常做法。赈济河南时，“汴省转运赈局疑已拨尽，迫得飞函来，在“告急之信重叠而来”的情况下，只能将“两处情形已登《申报》”。同时，催”

“惟有飞函仰告各处，经劝诸善长大发慈心，将此情状再加苦口。或转辗函托，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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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设法，急拯危亡。赈济天津时，从严作霖诸同人处接到告急信函，“捧诵之下，

，在“沪上赈捐悉索殆尽，敝公所已于十月中旬截停”的情况下，也殊切焦急”

［51］

“不得已邀集同志，重请发棠具启登报”。而为了使远在、澳门的义赈同人能够详细了解赈银的使用过程，上海义赈士绅也往往通过告知“所有近议大略曾泐公［52］

”的方式加以实现。有时，所发义赈各埠之公函，只是为了“布启，刊登《申报》

［53］

告远近，使各释顾虑之心”而已。

处于义赈核心圈层的江浙同人，大多是名冠一时的绅商名流，为了化解赈款不足的压力，他们自然会运用人脉关系去扩展赈源。这时，信函与新闻纸的奇特结合，往往又成为勾连义赈士绅拓展公共交往的中介之物。如经元善本人，就有过对浙籍家乡友人“苦口劝募”的经历。在接受了友人沈竹亭捐洋40元后，经元善不仅怂恿他对甬江的“巨富强有力者”进行劝捐，教其“要老着面皮只管说去，再三再四，

，始能收效。而且还用“沪滨呆子”的化名，在《申报》上再五再六，逢人渎告”

［54］

讲述此次通信内容，以教益他人。郑观应在收到清驻日本长崎领事余元眉的“劝集赈捐”后，为其解释了为何苏、扬、沪三处“迭次解款，赴豫居多”。这不仅

，重要的是各处的捐户和劝捐者，受到“豫省来因为“豫省灾况既重，勘赈独迟”

信详述灾状，捐款用数必见申报”的影响，所以导致如此情势。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郑观应还答应身在日本的余元眉，将同人上月已刊登的来信“从《申报》中另

［55］

，并“特附奉二十纸，以备传观。”纸抽印”身在美国金山担任总领事的陈苃南，”的“台览”想必收到郑观应的“前恳劝办赈捐”信函后，通过对“迭次《申报》

［56］

，从而帮助灾区解决棉衣问题。得知“豫中灾状”为了早日收到澳门善堂董事曹雨亭、邹渭泉两兄弟“论捐请奖”的一万两银子，郑观应在书信中也只能以其款“施

［57］

，总款可能“随时送登《申报》”的急迫事态相逼了。以师生关系相托，当其厄”

总让人难以拒绝。远在云南大理的邓小赤与郑观应有师生之谊，他在“政务殷繁之，“于无可设法之中极力设法”，帮忙“劝募巨款”，并通过《申报》了解义赈情际”

［58］［59］

况。如此，“倾间接奉惠复，并《申报》一宗，藉悉种切所有”的做法，俨然成为赈灾士绅进行社会交往的标准动作。可见，在劝捐和放赈士绅书信所达之处，《申

报》总能如影随形地沟通穿插其间。

除了将书信与新闻纸捆绑互换，为了证明灾害之惨烈，义赈士绅们亦要动用各种交际网络，将各类民间具体可感的劝募图画、行善歌谣，尽可能广泛地加以传播。这时，新闻纸再次成为各种关系联结转换之空间。比如郑观应将“《奇荒铁泪图》《富贵源头》《成仙捷径》诸书”刊送福建的助赈绅士，借以劝募。而对方也“寄来《劝募晋省十可省歌》《铁泪图歌》《广譬如歌》”加以回应。郑观应对劝捐之歌“击节叹赏”，深获其心，并认为应该“全帙汇刻，以广流传”。在此启发下，他还

［60］。设想“凡劝赈名言、查赈条议、代赎妇女章程，均附录之，俾为后世取法”亦如晋赈中，郑观应也曾给澳门两善士，寄上100本广、潮两帮同人绘印的已“驰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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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其在、羊城的“闱姓熬膏有力之家”，凭此项图册进播”的《晋灾泪尽图》

［61］［62］

，也要兼顾“离省较远之州县”。通行劝募。当然，劝捐范围除了“通都大邑”

，无过《申报》对各方关系的串联，义赈同人利用私人关系辗转散发的《铁泪图》

疑激发了晚清社会民间人士赈灾的参与热情。在浙江慈溪，一位九龄童子偶见《铁，“不觉泪下”，于是将压岁钱捐赈；在江苏常州，有武进节妇葛挥氏见《河泪图》

，遂移“悬额之筵”以助赈之善举；在江苏江阴，有龚沈氏阅图后慨然南奇荒图》

，广为传播”，以致助以劝捐为己任之义行；福州普安堂的王氏，“续刊《铁泪图》

，心焉悯之”，遂将酒筵赈者争先恐后。湖北某人路经扬州，偶见“市中《铁泪图》

［63］

。费“移赠晋豫饥民”

报纸作为公共的书信与交谈虽与私信同源，但毕竟不是一回事。面对捐款大众，

如何教劝捐者说动他人，或者适应新式报刊的规则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字，都是义赈士绅们面临的新问题。比如经元善就给劝捐的朋友出主意，开导说“苦心劝导之人，初时甚难开口，必厌人听闻，但只要老着面皮只管说去，再三再四，再五再六，逢，便可使之做出善行。再如郑观应，他也曾为筹赈文本修辞的不完美而苦人渎告”

恼过。在给谢家福的信函中他无奈地承认，“筹赈之事，现在惟有苦劝蛮劝一法，笔。对于自己的登报劝告之作，郑观应自认“意浅语舌之用原无大效，然亦不可少”

，而谢家福撰写的“老娘饥不起，小女饥无声”二句，则甚合其意，弱，殊不惬心”

“最足令人动魄”。所以他总结说，劝捐之文“总要字字锥心，句句刻骨”。自觉

“思路愈觉抑塞”的郑观应，甚至动了请求谢家福在百忙之中“挥示一篇”，或代

［65］《申报》主笔钱昕伯捉刀的念头。确实，面对劝捐压力以及新式报刊文风之熏染，义赈精英们不得不在文字上做出改变。比如像经元善就清楚地知道“中人以下，非

［］

浅显莫喻”的道理，只不过后来他将自己文风的转变，描绘得过于玄幻。但报章文

［66］，体促发了经元善“嗣是每有所感，笔之于书，以纾其胸中所欲言”则应该是他的切身体会。

。如在义赈士绅以新闻纸为中介关系的文体转向，触发了广泛的“公共的交谈”

富裕之地的江浙闽广等地，不管是绅富还是“极贫儒生与夫深闺妇女，亦皆典衣鬻，甚至近在中国远在数万里外的外国诸君，“亦均寄貲往赈”“慷慨乐珥相助”［67］。输”又如自称“咏涛书屋主人”的读者，在看到《申报》劝赈后，“每读至山左

［68］

。右之奇荒惨极情形，不堪寓目，往往泪欲坠而强留，鼻复酸而不止，亦不自知”

，悉豫省奇荒，目不忍再如“深居僻壤”的松江华阳桥的几户人家，“联阅《申报》

，于是想出了“以百文为一愿，只收一次。虽不齐，均可量力资助”的方观”

［69］。法，希望“四方善士，以此仿行”化名“曲阿尽心氏”之人，得知果育堂的袁子鹏经募秦赈，嘱其代为捐款英洋120元，并细心地发觉：“苏城桃花坞谢氏经募豫

。于是赈，屡见豫友来函常常登报，而果育堂在晋豫两处放赈诸君，未见有函列报””，如此他希望果育堂将“被灾地方凄惨情状，赈务如何办法，祈通知交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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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

［70］。才能使“阅报者大略易晓，善心易发也”更令人称奇者，是一名孤寒乞丐的助赈

故事。1878年5月上旬的一天，通州一位匿名者寄给《申报》一函并英洋一枚。寄

信者自述，“有一生面丐者叩柴扉而入至书斋前，出青蚨八百文，请予代寄申报馆助

。当他问其“钱从何来？赈从何知？”时，乞丐答曰：“我沿街乞时，屡闻晋赈云”

［71］

，言山西奇荒情形甚惨。不论多寡，劝人助赈，听之不胜怜悯。”店家读《申报》

由此可以想见，《申报》勾连下的灾区苦难故事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反响。如此境

况，也应了报纸此时对中国内地“盛行新报”的估计：“尝见茶坊酒舍所谈多

［72］”录报事也，居家设肆所逢多阅报人也，此即盛行新报之预兆也。

三

晚清义赈中，义赈组织、江浙士绅、普通民众与《申报》相遇而发生的慈善行

动，交织着新旧思想与关系的融通、冲突和改变。作为一种中介性关系，《申报》与义赈之结合呈现出多层多样的关系样态。义赈中，新闻纸除了充当勾连各方的信息连接，私人圈子的社会交往扩展等中介角色外，在两者基础上所具有的参与主体的意义共享或排斥之关系涵义，也体现明显。正是上述几层关系的扭结结合，促进了义赈局面的彻底改观。

然而，如果说晚清义赈的特异与别样，其原因可归结为以报纸为联结中介，依靠江浙义赈组织与义赈士绅私人网络的扩展，以及普通民众被纳入其网的过程，那么，实际上推动这种新式交往体系扩展的动力泉源却是纷繁复杂的。如自称“合苏扬同人创办义赈”的经元善，尽管他“在神前立誓，不敢藉此谋富贵，以办赈为终，但身处晚清官商关系网络的纠葛之中，他还是无法免俗地逃脱“已迭邀传南捷径”

［73］

旨嘉奖至十一次之多”的自我困局。而在受洋务派之邀，进入官督商办企业的人际圈子后，经元善、郑观应等人也不得不用“公正诚笃、朴实耐劳，于筹赈一事已

［74］

见一斑”的自我广告进行商业招股。经元善并非孤例。现实中，义赈网络中的不少士绅，皆有通过捐款获得官方嘉奖的需求。为此，报端上也常有诸如“各省输捐善士，如须核奖者，即请将捐票、履历、部饭公照等银即日掷下，代为造册禀请”之助赈启事。就如前述提及的澳门善堂董事曹雨亭，因其两兄弟捐银万两，希望

［76］。郑观应“拟请天语褒嘉，或坊或匾及赠奖叙”而为了给在义赈中殒命的熊其英请

［77］

，加以表彰。恤表彰，义赈同人特上书河南巡抚，希望他能为熊其英“请旷典”再

如广东籍义赈士绅李朝觐逝世后，义赈人士也通过私人关系上书李鸿章，要求对其

［75］

进行表彰，结果李朝觐被列入地方志中，并建坊旌表。如果说上述几例勉强可算作义赈同人倚仗私人网络“公事公办”的范畴，那么，郑观应与前方放赈的胡小松，而特嘱金苕生“鼎言面求中丞友谊公为了经元善之母“捐赈请奖格外乞恩事”

［79］

，则完全属于私人托请的领域。论”

诉诸福报之说，本是义赈同人用以劝服民众踊跃捐助的策略。为达此目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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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士绅曾写有：“救他人必死之小儿，天必报汝必生之男子，富贵寿考，如愿而偿。虽好善者未尝望报，而天道好还，其理断无或爽，则即以此举为获子之奇方也可，

［80］”积福之左券也亦可。而现实中，义赈同人也有相信此说之人，将福报观念作为努

，力于义赈的动力之一，经元善就是一例。他直言，从事赈事之初曾“在神前默祝”

，专心助赈后能得子嗣。令经元善欣喜的是，在希望上天念及其“年将不惑乏嗣息”

［81］。直隶放赈时“得家书长男生，天人交感可谓神矣”此后他深信此说当无疑问。，虽自称“流传十有余省，日售创刊没几年，义赈中勾连各方关系的《申报》

［82］，但剥去其为民请命的文万纸，于山左灾荒之事，自始至今有所闻见，必录登之”

字言说，背后自然是满怀取得商业成功的渴望。《申报》一方面依靠其构筑的既有发

行网络，使义赈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也凭此提高了在晚清官、绅、商、士阶层和下层社会的能见度，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关系网络和市场需求。但除却商业层面，此种交往关系所在之处所，亦是事实、知识、观念、思想共享流转之空间。正如有研究者观察到的那样，丁戊奇荒期间，《申报》作为中国条约口岸外国人掌控的报纸，与西文报刊有着太多的交互作用。《申报》对灾荒的诸多讨论，在中国读者和西文媒体

［83］

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联。这些以义赈话题随西文报刊而来，转而被《申报》网络以中文传达的西方文明，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争议、讨论，甚至共享和接受。

士绅和《申报》拓展义赈交往关系的动因如此复杂，普通民众出资助赈的心理就更难以把握了。就表现而言，比如很多人不仅要践行助赈义举，同时还希望报纸刊出自己的助赈事迹或心得，让别人知晓进而效仿，怀有此种想法的民众，实不知凡几。比如湖南邵阳一捐助者不仅捐英洋14元，还特嘱：“速为登报，非敢藉以邀

［84］”名，聊以激当途之恻隐耳。署名“三省书屋老人”之人，由于“近阅《申报》

［85］

所载”之灾区来书，于是动员全家捐款200元，并希望以此行劝他人捐款。有位

测字先生，甚至用“当棉袍得钱五百文”投寄苏州桃花坞公所，并要求《申报》将

［86］

其故事和建议登报，以广善行。可以推测，此类讲述普通人捐赈故事的“筹赈书，自然刺激着其他人跃跃试欲，慨然助赈并投书《申报》。由此观之，以上所列函”

诸多要求与报纸发生关联的捐助者，大致不出求名、求福、求善、求利几端之意义交往动机。

但是，在意义的生成层面，新式报刊在晚清义赈中对各方关系的调节与重组，并非波澜不惊，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新旧思想与关系的冲突与融通。清末义赈的诸多领袖人物，如盛宣怀、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等，在丁戊奇荒后期都进入了织布局、矿务局、招商局、电报局等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经历了以新式报刊为中介关系的效率、公开、立信及互动交往，从商的义赈士绅之交往格局和行事策略，难免打上通过媒体看商业的烙印。比如义赈先驱李金镛在湖北荆门矿务招商章程中，就试图实行“开办以前，陆续收集股份，开办以后，各项支用款目及煤顿收销各数，

［87］

，以供众览，俾得周知”之尝试。悉照办赈章程，随时录数刊登《申报》自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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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

，但信奉“忠信可行蛮貊”之理的经元善，在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也将谙西法”

“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做到“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于是“所收股本汇齐登报，庶已入股者知款有着落；未入股者每月清单布告大众”

［88］”知事非虚悬。据此，经元善批评此前招商、开平两局“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招股方式，抱怨当时的通商大臣如果将“事事登报悬为成例，则癸未甲申年间，各

［］

，进而他主张招股要“登报招徕，自愿送入”。项公司招股，何致鱼目混珠”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经元善对报纸与商业关系勾连的情有独钟，在新的交际

圈中进展得并不顺利。因招股要“逐户挂号股份细数，缕晰登报，以资众览而昭信

［90］

，可是“因不愿著名者居多”，所以只能“登列号数”，台衔姓名加以空缺。实”

在织布局内部，经元善主张登报招股的做法也招致官方代表不满，被斥为“此系商

。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

［91］

经元善希冀经由新闻纸来勾连商业网络而受挫的事实，一定程度反映了19世纪

80年代前后，中国商业城市精英对新式报刊的意义理解之显著差异。经元善自己对报纸的认识，则部分解释了形成此种状况的缘由。18年，经元善提出了在浙江老

。在经元善看来，致力时务如不从根底之学入手，就好比家设立“劝善看报会”

“寸木岑楼，并恐本质易坏，同人惧焉”。所以他要将“劝善看报，合成一会。一扩。显然，经元善心中的报纸只能“扩其识”，而要“葆其真”，本其识，一葆其真”

。所以书与报两者，是“体”质不易坏，则要“看书以期扩充善念，身体力行也”

［92］。和“用”的关系，“有体方能有用，不可不藉善书灌溉，以植其基”在另外的场合，经元善进一步说明“若但看时务书籍，而不从学庸论孟入手，无异方寸之木，

［93］

，如此便会导致“是知有人，不知有己”。高于岑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经元善在给“劝善看报会”开列的“善书”和“报馆佳者”名单中，有“御制劝善要

言、圣谕广训、太上宝筏、阴骘文说证、万国公报、农学报、东亚时报等各十二分，

［94］。新闻报六十分、中外日报一百二十分”却唯独没有早期被义赈士绅所特别倚重的

《申报》。两年之后，身在澳门的经元善为改变报馆“每在繁盛商埠，吾邑褊小”的

。此时他认为，民智“有出于学问者，状况，写信给家乡亲属提议设立“选报馆”

则以学堂为大宗，有出于见闻者，则以报馆为大宗。学堂为根本，报馆为枝叶，二。在经元善的设想中，选者不可偏废。然而论轻重，则学堂重；论缓急，则报馆急”

。内容排列顺序为：“首列谕旨奏折、次本报“旬出一册，月凡三册，册凡三十页”

”由经元善对省辕门抄、次平正论说、次中外新闻、次开智之学。中分士农工商。

选报馆的论述可知，“学堂”与“报馆”之关系，可看作是此前“善书”与“报纸”关系的再现，都可视为“体”与“用”的关系。至于选报的内容，则完全是邸报的翻版了。

在赈灾活动中，晚清的义赈组织及义赈精英们将如《申报》之新式报纸看成是“用”的工具，在扩展公私交际网络的过程中与之结合并逐渐掌握了操控之法。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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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也对“时务”之报馆保持着一定的警惕，用儒家经典之“体”与其区分。普通捐助民众，也往往抱着各式实用主义之动机，怀揣着中国社会因果福报的心理，懵懂着与中国早期的大众报纸发生碰撞。在如此“体”“用”两分的义赈行动中，以新闻纸为中介关系勾连起的新的交往体系与行事方式，即使在中西交汇下的晚清口岸社会，自然也是飘忽不定，没有根基的。因此，出现上述如经元善在办洋务、设报馆行事之中的冲突与矛盾，也就很难避免。

但另一方面，新闻纸任与晚清义赈士绅、普通民众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非企及性”后果。这恰如默多克从西方经验所观察到的，19世纪中期新兴的大众传媒，对日常生活的重组起着基础作用，他们提供社会契约的新要点，紧密融合新的常规和仪式，并为重建身份和记忆提供新的资源。最重要的是，大众传媒为人们提供了语篇论述、意象和阐释性框架结构的首要资源。人们利用这些资源，去

［96］

试图理解自己也深陷其中的改变过程，并形成行动的策略。从长远的历史脉络看，晚清中国的大众报刊实与其有着相似的轨迹。单以赈灾为例，19世纪70年代广泛弥漫于报纸上的福报话语形式，在20世纪初期的报纸上已经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用“同胞”“义务”“公德”“爱群”“合群保国”“爱国保种”这一类词汇表达同情

［97］

的情绪，渐成主流。此种变化也侧面显示了报刊作为一种勾连各方关系的媒介，对晚清社会的重构力量。

结语

针对功能取径将“媒介只看成是工具，透明地反射着它们所传递的信息”的研究，波斯特提醒我们：“人们很容易忘记媒介对交往关系的积极介入会达到何种程波斯特的提醒有助于我们从关系视角重新思考报刊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黄

旦从传播的关系视角出发，针对报纸的研究曾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作为一种现代的交往方式，报纸与现代性是何关系？作为一种印刷交往，报纸与其他交往方式有何异同，如何勾连并推动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报纸如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形塑了何种新的社会关系及其形态，这样的形态对人、对空间格局、对周围世界的认

［99］

知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有些也是本文开篇就提出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落实到具体情境中会更容易理解。就本文的晚清义赈议题而言，以往研究中仅仅将报刊看作是披露信息的载体和社会动员工具的取径，显然忽略了新型大众媒介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套用波斯特对贝尔（DanielBell）的批评，就是以

，将交往缩约成一个政治学“隐喻”，并上视角将“交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拆散了”

［100］。使之“游离于社会”而从传播的关系视角理解晚清报刊的赈灾，则能展示中国大众报刊在诞生之初对新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的形塑意义。当我们以报刊作为一种

联结关系来理解晚清义赈时，新闻纸便能展现出更多面丰富的意义。因此，以《申报》的义赈为典型，晚清社会在赈济组织之连接传输，私人圈子社会交往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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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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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两者基础上参与主体的意义共享与排斥等诸多层面，实与新闻纸的介入密不可分。同时，以关系的视角关注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诞生与发展，对新闻史的书写无疑也具有新的启发意义。

［101］

作者：华东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在站博士后

注释

［1］虞和平主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6页。［2］转引自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8页。

［3］边燕杰：《社会网络和求职过程》，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

［4］此类研究可参见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

，《社会》2007期；李林艳：《弱关系的弱势及其转化：“关系”的一种文化阐释路径》年第4期。

［5］孙玮：《“上海再造”：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2期。

［6］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0年，导论第15页。

［7］杨剑利：《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贩济方式为例》，

《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就笔者阅读所及，这种观念主要可分这样几类：一是将报刊（特别是《申报》）作为提

供历史材料的载体，将之视为研究赈灾的资料库，典型的如大部分研究赈灾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二是将报刊视为义赈活动构成的重要因素，强调新型报刊在义赈救灾机制“近代化”“社会化”上的作用；三是以报刊本身（主要是《申报》）作为叙事主题，强调报刊对义赈在报道、宣传、动员上的主导性作用。

［9］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

［10］黄旦：《“报纸”的迷思———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新闻大学》

2012年第2期。

［11］孙玮：《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12］对于“义赈”一词的使用情况梳理，参见朱浒的《民胞物与》一书，导言第2－

10页。

［13］《经元善集》，第326页。

［14］张大海：《互动与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赈灾分析———以〈万国公报〉为

，《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中心的考察》

［15］《劝办赈捐各董事公启》，《申报》1877年3月14日，第3版。［16］《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说》，《申报》1877年4月5日，第1版。［17］《果育堂劝捐山东赈荒启》，《申报》1877年5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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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东赈续启》，《申报》1877年5月9日，第2版。

［19］《河南助赈局来函》，《申报》1878年2月27日，第2－3版。［20］《上楚督南皮张制府书》，《经元善集》，第236页。［21］《致沈君谷人书》，《经元善集》，第151－152页。［22］《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经元善集》，第326－327页。

［23］《筹赈感怀》，《郑观应集》（下），夏东元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1279页。

［24］《记英人论去岁灾事》，《申报》1877年5月2日，第1版。

［25］《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说》，《申报》1877年4月5日，第1版。

［26］《论山西近日办赈情形》，《申报》1878年4月18，第1版。另见《再书汪少司成奏恭

，《申报》1878年4月22日，第1版。侵蚀赈银各官折谕旨后》

［27］《禀直隶爵阁督李傅相请饬验收棉衣事》，《郑观应集》（下），第1094－1095页。［28］《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说》，《申报》1877年4月5日，第1版。

［29］《金君苕人、严君佑之、赵君崧甫议赴山西助赈公函》，《申报》1879年6月19日，第

3版。

［30］《致扬镇筹赈公局论收捐款及散赈人誓文四条》，《郑观应集》（下），第1092页。［31］《东赈续启》，《申报》1877年5月9日，第2版。

［32］《襄赈山西河南劝捐第二启》，《申报》1878年2月11日，第3版；《乞赈秦饥》，《申

报》1878年3月22日，第3版。

［33］据虞和平的推测，从内容看，“苦口婆心人”与“觉悟氏”可能是经元善。本文从其

说，故有此论述。

［34］《省费助赈说》，《申报》1878年5月31日，第4版；《经元善集》，第336页。［35］《劝省席费以助赈说》，《申报》1878年6月3日第6版；《经元善集》，第337页。［36］《致浙苏扬镇筹赈公所书》，《郑观应集》（下），第1134页。

［37］《设筒劝助晋豫赈捐启》，《申报》1878年5月8日，第3版；《经元善集》，第334－

335页。

［38］《论移资助赈之难》，《申报》1878年6月15日，第1－2版。［39］李岚：《申报中晚清救荒资料述略》，《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

［40］《论演戏救灾事》，《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签银施赈》，《申报》1877年

3月10日，第1版；《戏资赈饥》，《申报》1877年4月26日，第2版；《书本报戏资，《申报》1877年4月30日，第1版。助赈告白后》

［41］《戏资赈饥》，《申报》1877年4月26日，第2版；《戏资助赈》，《申报》1877年4月

26日，第5版。

［42］《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申报》1877年4月30日，第1版。［43］《论书院停课移款》《申报》1878年7月1日，第1版。［44］《医士助赈劝启》，《申报》1878年9月2日，第3版。

［45］黄旦：《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再谈报纸的“迷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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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245－246页。

［47］《致查放直赈李秋亭为收赎妇女书》，《郑观应集》（下），第1127－1128。［48］《覆查放直赈李秋亭书》，《郑观应集》（下），第1136页。［49］《覆查放直赈严佑之书》，《郑观应集》（下），第1131页。

［50］《上海筹赈公所分致各埠筹赈书》，《郑观应集》（下），第1072页。［51］《致各埠同人募赈天津河间水灾书》，《郑观应集》（下），第10页。［52］《覆东华医院梁鹤巢、曹雨亭书》，《郑观应集》（下），第1117页。

［53］《致浙省筹赈公所应敏斋、邹渭清、金少伯、丁松生书》，《郑观应集》（下），第

1112页。

［54］《沪滨呆子致友劝捐书》，《申报》1878年5月25日，第4版。另见《复甬江沈竹亭劝

，《经元善集》，第1－3页。赈书》

［55］《覆长崎领事余元眉太守论义赈直、豫、秦、晋情形书》，《郑观应集》（下），第

1110页。

［56］《覆美国金山总领事陈苃南书》，《郑观应集》（下），第1111页。

［57］《覆澳门善堂董事曹雨亭论捐请奖书》，《郑观应集》（下），第1114－1115页。［58］《覆云南大理府邓小赤夫子书》，《郑观应集》（下），第1116页。

［59］《照录河南协赈同人闰三月十五日来函》，《申报》1879年6月13日，第3版。［60］《福建绅士急劝助赈信·后记》，《郑观应集》（下），第1074页。

［61］《覆澳门曹雨亭、［，《郑观应集》（下），第1115页。邹］渭泉两善士助赈银万两书》［62］沪滨呆子：《急劝助赈启》，《申报》1878年5月27日，第3版；虞和平主编：《经元

，第4－5页。善集》

［63］转引自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3－197页。

［］《复甬江沈竹亭劝赈书》，《经元善集》，第1－3页。

［65］《致苏州筹赈公所谢绥之书》，《郑观应集》（下），第1107－1108页。［66］《〈居易初集〉自序》，《经元善集》，第353－354页。［67］《论山西赈务》，《申报》1877年9月15日，第1版。［68］《书续赈策后》，《申报》1877年8月9日，第1版。

［69］《松江华阳桥各户捐助豫省赈款》，《申报》1878年6月7日，第4版。［70］《照录曲阿尽心氏启》，《申报》1878年7月1日，第3版。［71］《乞钱施赈》，《申报》1878年5月11日，第3版。

［72］《论中国终当盛行新报》，《中外新报》（），转引自《申报》1878年2月16日，

第3版。

［73］《五誓斋记》，《经元善集》，第239页。

［74］《书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后》，《经元善集》，第296－297页。

［75］《上海陈家木桥振所五月底停撤公启》，《经元善集》，第61－62页。《申报》1884年6

月1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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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年第6期

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

［76］《覆澳门善堂董事曹雨亭论捐请奖书》，《郑观应集》（下），第1114－1115页。［77］《致查放豫赈同人乞中丞为熊君纯叔请恤典书》，《郑观应集》（下），第1119页。［78］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105页。

［79］《致查放秦赈员胡小松为经莲珊、璞山、耕阳太夫人请奖书》，《郑观应集》（下），第

1126－1127页。

［80］《拟办河南保婴劝捐启》，《申报》1878年4月9日，第3－4版。［81］《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经元善集》，第326－327页。［82］《接济山左赈务策》，《申报》1877年8月9日，第1版。

［83］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1年，第1－180页。

［84］《节录助赈来札》，《申报》1878年9月2日，第2版。

［85］《豫省复遭决口灾黎被淹续捐接济以救万民启》，《申报》1878年12月14日，第3版。［86］《筹赈书函》，《申报》1880年6月8日，第3版。

［87］《盛宣怀档案之二》，转引自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第123页。［88］《经元善集》，第286、298页。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经元善集》，第287－288页。［90］《经元善集》，第301页。

［91］《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经元善集》，第286页。

［92］《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经元善集》，第267－269页。［93］《姚江折柳序》，《经元善集》，第270－272页。［94］《经元善集》，第267－269页。［95］《经元善集》，第3－367页。

［96］〔英〕格雷厄姆·默多克：《以媒体为中介的现代性：传媒与当代生活》，《学术月刊》

2006年第3期。

［97］胡家广：《清末义赈研究———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水灾为中心的个案考察》，硕士学位

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

［98］〔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19页。

［99］黄旦：《“报纸”的迷思———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新闻大学》

2012年第2期。

［100］〔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0年，第43页。

［101］如从是否改变中国社会关系或产生实质意义的角度看，1815年出现的《察世俗每月

统记传》能否作为中文“近代”报刊的标志就成为可讨论的问题。而1870年代出现的以《申报》为代表的都市大众化报刊，则更能体现新闻纸与都市现代性的关系。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77

，从newspaper到“报纸”从news到“新闻”

Yuan'sspeech，andthepress，whichledtotheradicaltendency.UnderZhangShizhao'smanagement，SuBao'srelentlesscriticismofroyalistsintensified.SuBao'srevolutionarypracticeestablisheditselfasthe

symbolofabrandnewcultureofrevolutionarypressinChina'sjournalismhistory.Henceforth，China's

collectiveknowledgeonrevolutionpress，aswellasmediaculture，canbetracedbacktoSuBao.46

TheReorganiza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ressandgovernment：ImaginationoftheRepublic

intheeventoftemporarypresslaw

·ZhouYefeiFromtheperspectiveofthetheoryoftutelage，NanjingProvisionalGovernmenttriedtoconfertheresponsibilityofrecommendationandadviceonpressthroughaTemporaryPressLaw.Moreover，pressinShanghairesistedthesuppressionandexploredawayofpower-balanceintheinstitutionalframework.Therefore，bothsidesdiscussedthepresslawonthegroundofRepublicanism.Theopinionsabouttherelationship，feature，form，power，andsocial-functionalarea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pressareambiguousatthetimeoftheevent，astheperceptionoftheRepublicisdifferentbetweentheNanjingProvisionalGovernmentandShanghai'spress，consequentlycreatingalegitimacyanxiety.ThemeaningofarepublicisalwaysintensionandfullofdifferencesinmodernChina，whichgaverisetoadiversityofmediatedpoliticsintheearlyRepublicofChina.62

NewspaperasRelationship：ShenBaoandDisasterReliefCampaigninLateQingDynasty

·GuoEnqiangByadoptingtheapproachofcommunicationasrelationship，usingdisastercoverageinlateQingDynastyasacasestudy，thispaperinvestigatestheinfluencewieldedbytheemergingpopularpressonthesocialrelationthroughtheirdisasterreliefcampaign.78

GreatWorldandGreatWorld：SpaceofEntertainmentPark，ItsVisitors，andEntertainmentPark

Newspaper(1917-1927)

·JiLingxiaoEntertainmentparkandentertainmentparknewspaperappearedearlyinthe20

th

centuryandbecame

popularquickly.BasedonthecaseoftheentertainmentparkGreatWorldanditsnewspaperGreatWorld，thisessayinvestigateshowtheycreatedakindofproductivevisitor.ThespatialarrangementsofGreatWorldwereinaccordwiththelogicofcapitaltoattractmorevisitors，whowerealsopotentialclientsofmarketsandbanksaffiliatedtotheentertainmentpark，whichmeansthevisitorswereproductive.GreatWorldwasakeycomponenttospaceproductionoftheGreatWorldpark.Itwaspartoftheentertainmentparkphysically，expandeditsspace，andhelpedtoorganizevisitors'activities，thus

shapingtheirdesirefortheentertainmentpark.Besides，GreatWorldrepresentedscenesintheGreatWorldpark，constructedleisureactivitiesasgoodforcorefamilyanddailywork，shapedvisitorsasurbanpettybourgeois，whowereexactlytheproductivevisitorssoughtbythepark.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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