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伦理研究
孟子性善论的辨析
姜 超
内容提要 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中,心性问题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宋明理学的争论也是围绕心性问题展开的。在儒家历史上最先涉及到心性问题的是孟子,本文是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辨析。本文要论证的是: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并不充分。
关键词 成德 仁政 性善 性恶 预设姜超,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210093
在展开论述前,想先说明两点:
其一,关于本性的涵义。不谈本性的含义,就无法讨论本性的善恶问题。本性是指人生而就有的特质,它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生理层面的本性:[1]
食色,性也。
就生理层面的本性而言,不存在善恶,因为这些都是人本能的反应;另一个是道德层面的本性,这是孟子性善论所讨论的对象。
其二,本文在论证过程中谈到本性的善和恶时,假设存在一个客观普遍的善恶标准,否则问题就无法讨论。
先简要叙述一下孟子的思想逻辑。
孟子的性善论是为了给他的仁政和成德思想寻找一个依据,他的思路是:人都有恻隐之心,所以人也必然有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四者合称人的“四端”;因为人有四端,具有先天成德的可能,所以人本性是善的;因为人本性是善的,所以成德和实行仁政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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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2]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于后天的环境会将人的善性遮蔽掉,所以人必须存心养性,使人善的本性充分彰显: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
[3]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关于性善的论述都是围绕上述思路展开的。孟子谈性善论是为了给他的仁政和成德思想寻找一个理论预设。下文就来具体阐述笔者的观点: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不充分。
人成德的依据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自孟子以后就一直是儒家的一个大问题。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人成德的依据是没必要讨论的,因为当时贵族文化的风气使大家对诗、书、礼、乐文化有一种自觉的认同而不需要有前提预设。儒家的分歧从孟子开始,此后儒家历史上就有分歧明显的两派,到宋明理学时达到一个高峰:一派主张成德的依据在于后天的教化,重视外在规范,以朱熹—
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教育文化版
和二程为代表,称为“道问学”;另一派主张成德的依据在人内心的自觉和善性,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称为“尊德性。”儒家到了宋明理学时代产生了那么大的分歧,用《中庸》里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成德是究竟是要“率性”还是要“修道”。从孟子既谈率性又谈修道,就能看出从孟子开始儒家内部的这种紧张已经埋下了伏笔。孟子认为成德的预设是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按此推理下去又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人做不善的事,而且孟子不能脱离儒家的传统共识谈问题,所以只能再谈后天的修身,孟子将先天的性善和后天的修身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是:性善会被后天环境所改变。
从逻辑上看这个理由是有问题的:既然是本性的东西,怎么会被后天环境所改变?若能被后天环境所改变的话,怎么能称之为本性?
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
[4]非人也。
有三,无后为大”,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成为道德问题,根源在于没有绝对的是非评价体系。所以是非之心与后天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有关,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先天的本性。
再谈一下“羞恶之心”。所谓羞恶之心就是说人要有羞耻感,这是后天社会环境赋予人的观念而非生而有之的本性。
最后谈一下“辞让之心”。辞让之心也是后天环境赋予人的一种道德体验。从人生理层面的本性来看,人本能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辞让之心不可能是天生的,人会谦让是后天社会道德
[6]评价体系对人的影响所致。现代社会道德评价
体系中认为谦让是一种美德,正因为多数人都不能真正做到谦让,所以才称其为美德: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
[7]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国家太平时人们并不能感觉到忠臣、慈孝的存在。只有在国家昏乱时,人们才意识到需要仁义、忠孝之类文化并对其加以大力提倡。所以,辞让之心也不是人先天就有的本性。
由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人性四端在论证方面是不充分的,所以他以此推论出人性本善这个结论是牵强的。
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体系中存在矛盾。孟子一方面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但又强调后天的修养心性: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
[8]
舍则失之。”
救孺子的人心中肯定有不忍,但不代表这种不忍之心是天生就有的,因为也可以说之所以有这种恻隐之心是因为受到了后天环境的影响。从心理学研究的结果看,大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就越富有同情心。如果认为恻隐之心是人天生就有的话,又如何解释心理学研究的这个结果?
孟子论证人皆有恻隐之心后,他又推导出人皆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的结论,上述四心合称人的“四端”: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5]
犹其有四体也。
如果人性是善的,为什么还要去存心养性,去发展扩充来求这个性善?生理层面的本性如食色是生而有之的,不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为什么社会道德层面的本性会被后天环境所改变?如果性善是人道德层面的本性,那就应该像生理层面的本性一样不随后天环境所改变;如果道德层面的性善会被后天社会环境所改变,说明原本就
没有天生的善性,所以笔者不赞同孟子先天善性
孟子认为人先天就有恻隐之心,于是就顺势推导出人有其它三个善端,但并没有给出推导的过程。现在具体来分析其它三个善端是否存在。
先谈一下“是非之心”。所谓是非是人类社会所定的一个道德评价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绝对的,除了个别事上具有普遍的是非外,绝大多数事
没有客观普遍的是非标准,因为这个体系会随着
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同,经常会出现在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看来是对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区看来就是错的情况。中国古代认为“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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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后天环境所改变的观点。
孟子曾就性善的问题多次与人争论: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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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
[9]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对礼乐文化的认同是长期受礼乐文化熏陶的贵族形成的必然认识,所以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不必给予预设和理由。诗、书、礼、乐文化在孔子的时代引起贵族阶层的认同和兴奋源于贵族内心形成的一种规模感,而这种规模感来自于自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的长期熏陶。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贵族社会已经解体,各国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变法和富国强兵上,很少有人再去重视礼、乐、诗、书,对礼乐自觉地认同的氛围不存在了,所以要实行仁政和成德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和理由来使人信服《孟子》,一书中认为这个预设和理由就是性善。
到了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有关儒家理论预
设的争论达到高峰,二程和朱熹强调后天的教化,
告子认为人性并无善恶之分,就如同水可以向东也可以向西流,是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孟子认为水流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虽不确定,但水向下流是必然的,由此孟子认为人的性善如同流水一样,是先天必然的,有的人作恶不是因为先天性恶而是由于外部环境对他的影响。孟子的这个论证不能说明人性是善的,因为这个例子既能用
来说明人性是善的,同样也能用来说明人性是恶
的:人本性是恶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之所以人能为善是因为后天社会大环境对人影响的结果,就像水向上流是因为外力作用的结果一样。孟子所举的例子能同时说明两个相反的问题,所以不具有针对性。
根据以上的例子,可见孟子论证性善所举的事例不够充分。孟子看到了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但由于他已先入为主地认定人性是善的,所以他的例子在他看来能充分证明人性是善的,作恶只是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如果不先入为主地认为人性是善的,孟子举的例子只能说明后天环境对人有影响,但不能证明人性必然为善,因为这个例子也能用来说明人本性是恶的,只需要先入为主地假定人本性是恶的就行了。
由此可见,既然孟子在性善方面的论证是牵强的,那么性善就无法作为孟子仁政和成德思想的依据。但在孟子的书中,即使抽去性善的这一
部分,他的成德学说和仁政理论依然能成立,只有
而陆九渊和王阳明则相信人的良心,主张重点在发掘人善良的本心上。宋明理学要做的就是将先天赋予的善心和后天成德的努力完美地结合,以此来解决有孟子所开启的关于儒家成德的预设问题。但天赋的善心与后天成德的努力存在矛盾,主张性善的一派认为人本性就是善的,只要将这个本性充分发挥出来就行了,所以会轻视后天成德的努力的作用;主张后天努力的一派认为人性会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而变坏,所以要通过不断学习来修身,所以轻视天赋的善性。
孟子的论证不能充分证明人性先天就是善的,而正是他开启了儒家思想史上有关成德预设的争论。
注释
[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5页。[2]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页。[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1页。[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9页。[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页。[6]笔者认为这也是流于形式的,内心真正做到谦让是不可
一种解释:孟子以性善作为儒家成德和仁政的理由和他直觉上的理由是不一致的,从而导致了他论证的牵强。
在儒学发展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重视教化的传统是正途,以孟子为代表的、重视内心体悟和实践的传统是偏门,因为儒家的起源在于对诗、书、礼、乐的传承并以此来对人加以教化,最终目标落实在个人的成德上。在孔子时代,他没有说明对诗、书、礼、乐的认同和成德的理由,这是因为
能的,因为这不符合人逐利的本性,笔者比较赞同韩非的观点:“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7]陈鼓应:《老子注译与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4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9页。[9]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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