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5日评论版文章：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东亚地区的多事之年，也是中日关系的紧张之年。2010年的东亚战略格局让我们看到更加清晰的两个特征 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的重返亚洲，对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是同步进行快速调整的。日本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配合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撞船事件的处理方式打破了此前中日双方的默契和常态，更加使得双边关系紧张、复杂。
应当看到，中日关系的背后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是，尽管日本将本国外交的基点与日美同盟关系画上了等号，但是，美日同盟关系却并不等同于美国外交的全部。在中日关系的背后也同样存在着中美关系的因素，而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但应该说合作还是中美之间的主流。因此，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日本领导人确实出现了误判。
2010年8月的安保恳谈会报告和12月出台的日本新防卫大纲及其中期防卫计划都充分显示出，防范中国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日本的战略疑虑不仅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也证明日本并不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能够实现。日本对华心态的变化导致其外交决策心理环境的变化。
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战争威胁？这要是否有这样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答案是清楚的，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充分的能力。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和行动原则，
中国必须也不得不专心致志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管中国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经济规模不等于竞争力，更不等于军事强力。中国在经济、军事、软实力上距离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距离日本能够保持42年的世界第二，也还要经受41年的考验，而日本的海洋发展实力、现有舰艇的高科技含量以及航母制造能力都远高于中国。如果过于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渲染中国的潜在威胁，会导致不由自主地站在对立的立场，扰乱中日关系的大局。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是对立的，还是合作与协商的？
不可否认，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和战略走出去的“不平衡。中国应当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贸易安全服务。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希望中国就军事现代化意图以及军费的增加采取更加公开、开放、透明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军事发展越是处于“孤立”状态越容易引起外界的战略猜疑，因此，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与周边国家建立军事上的双向开放与互信。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需要以双方的战略互信为基础。中国与日本作为近邻不能不打交道，两国的自身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周边关系。中日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带动战略互信的加深，这既是近年双边关系的新特点，也是新问题。虽然外交上的突发事件不可能消除长期以来已经建构的双边经济关系，但一定会伤害或阻碍关系的正常发展。
纵观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处理双边关系上，政治领导人的外交引航作用至关重要，中日关系上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印证了这一点。外交问题要通过成熟的外交途径和手段及时处理，而不能将其置于情感中放任自流，政治领导人尤其需要谨言慎行。中日关系上存在领属争议和海洋划界等敏感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应及时就突发事件进行沟通与协商，同时，双方应建立争议地区的中日共同管理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中日双方可以协商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沟通机制，并使该机制常态化运作。
情感的形成基础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媒体起着最突出的作用。在应对中日双方突发事件中，控制民族主义情绪，防止双方情感化对立，事关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和地区安全的大局。媒体的过激话语表述和不全面的选择性报道，影响了社会广大读者对事件真实性、客观性的了解；媒体特殊“权力”的不当行使，实质上是对读者客观地判断事物的权利的剥夺。建议中日双方的媒体之间开展“媒体权力的限度和社会责任”的公开讨论。希望通过公开讨论，促进媒体自律性的提高。
日本更应关注十二五时期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永远高速发展，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一般都转为低速增长，中国也不可能永远高速，日本应当抓住目前中国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的机会。与日本高速增长的效果相比，中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是先富后慢，先富后乱，先富后老。日本经济藏富于民，海外净资产超过GDP的50%。日本虽然增长速度缓慢，但已经不再让环境为增长付出成本，故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不应当单纯以增长速度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它已经达到的实际水平，日本失去的不是能力和水平，而是方向和动力。与中国的GDP高增长伴随环境付出高成本的情况不同，在合作方面，中日双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 李薇 编辑 裴培）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对中日关系的总体评价 在回顾中日关系3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为其取得的
巨大成就而鼓舞，同时也为其面临的诸多问题而焦虑。在展望中日关系未来30年的发展前景时，我们对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对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有思无良策之感。虽然如此，总体言之，信心是主流，思无良策的状况不会持久，经过中日两国人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民和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为中日关系的大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无论回顾或是展望，以下论点有其合理性。其一，中日两国在30年前之所以能够互谅互让，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来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因为在冷战时代两国间存在着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需求。
现在，这一共同利益需求消失了，中日两国当然不会再互谅互让。市场经济排斥“谦谦君子”，而要“锚株必较”。
其二，从中日两国国力而言，在古代是中强日弱，近代是中弱日强，当代已是中日强强相对，因而中日之间纠葛不断，矛盾加深，似为必然趋势。关于共同利益与“强强相对”但若仔细想来，上述论点也有值得推敲之处。对其一，诚然在冷战时代中日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两国间存在着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需求，但这不等于说在苏联消亡的冷战后时代，因为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需求的消失，中日两国间就不再存在共同利益需求了。时至今日，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如此紧密的程度，以至于其中一方的变化或经济动荡都会对另一方造成直接影响。“和则两立，斗则两伤，战则两衰”正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需求的体现。显然，与冷战时代相比，这是更直接的共同利益需求。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有少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总以为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日本无求于中国，甚至诅咒中国、失败，以使日本在东亚地区无竞争对手，得以独享其大。这只能是荒唐无稽的梦想。
50年前即有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抱有疑虑，时经半个世纪仍有日
本人对中国面向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感到威胁。但愿这些日本人有朝一日蟠然醒悟，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不再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设障碍。 对其二，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已大为增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受到世人瞩目。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市场巨大，仅以中西部发展为主要考虑因素，只要对头，中国经济继续以较快速度发展20年仍然动力充足。前景是美好的，但现在就说“中日强强相对”似缺乏说服力。若仅以GDP为例，依照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旧本的四分之一，当前国际上那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赶上日本，20年后将超过美国”一类论调，是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推断，只能给“中国威胁论”提供“论据”。若进一步分析人均GDP，则问题更加明显，与日本相比，差距还要扩大近10倍。中国不要说以四分之一的日本GDP，即使以相同于日本的GDP来解决10倍于日本的人口、30倍于日本的国土面积所产生的问题，其难度之大亦不难想象。或许只有到本世纪中叶时，实现了和平统一目标的中国能创造出至少四五倍于现在日本的GDP值(以自身论则翻四番)，那时才具备了强国的资格，再说“中日强强相对”才理直气壮。中国的GDP翻四番，其内涵丰富多彩，譬如在月球建立中国科探基地，\"MADE IN CHINA”出现在世界最尖端的微电子产品上，海峡的海底隧道已经贯通，从台北到北京、哈尔滨的磁悬浮高速铁路投人运营，一些大型水力工程的兴建使长黄水患得以根绝，形成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贫困线消失，社会保障完善，恩格尔系数低于25%，吉尼系数低于0.2，每年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国民出国旅游，等等。在目前阶段，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亚邻国，这就是思考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有日本学者认为，综合考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可以推断中国刚刚达到日本1960年左右的水平，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40年左右的差距。这种观点虽然很难说十分准确，毕竟值得中日两国的许多人士认真思考一番。关于经济方面的“中国威胁论”
基于以上分析，再来谈论“对日本和东亚各国的发展而言，中国的发展是威胁，还是
动力”这一问题时，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客观而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对日本和东亚各国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影响，形成压力也在所难免，但这都不能称之为“威胁”。近年，日本市场上出现了较多的中国农产品、轻工产品，甚至有少量家用电器亮相。日本国内的农业和相关企业感到有压力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首先应该看到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不是日本援助的结果。这完全不能成为一些日本人宣扬的“一坛镰效应”的论据，更不能用来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增强说服力。走人市场经济门槛的中国，其国情决定了在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方面必然具有相对优势，许多日本企业正是为了利用这一优势才到中国投资的。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目前仍有不完备之处，但事实证明日本对华投资企业中的多数是盈利的，其总体效果比到其他地方投资都要好。所以，日本感到的压力中有相当部分是在华日资企业造成的。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在2002年上半年的中国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1.7% (734,4/686.1)，由此作出对日出口至少半数以上为日资企业的出口的推断应是合理的。日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到日本，对日本的产业结构改革形成压力，日本因此淘汰改造低级产业，创建发展高级产业，这对日本而言只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采取进口等措施是短视无效行为，只有多练内功才能有好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
国际环境变化是导致这一新局面的外部原因。苏联解体和日本“”破灭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中”的力度,日本的对华也随之渐趋强硬。此间,自1994 年以后,美日两国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日本不断强化对美军事支援态势,增大了对中全环境的负面压力,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
二、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日关系出现“政冷”局面,是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战略利益碰撞的产物,是两国关系向新的双边框架过渡的“磨合”期出现的震荡局面。而其“震源”,就在于日本对中日关系底线发起的强硬挑战。
2001 年4 月上台的小泉内阁的对华,集中代表了欲修正1972 年以来中日关系基本框架的“新战略派”路线。近年来,日本执政势力在中日间几乎所有敏感问题上都以强硬姿态发起了挑战,使中日关系深陷“政冷”僵局。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四年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至今。1985 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曾首次引发与亚洲邻国间的外交危机,并在各国的强烈下停止参拜。1996 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再次重演了参拜———遭到———停止参拜的一幕。小泉不顾邻国的强烈,一再坚持参拜,开创了罕见的恶劣先例。作为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行为,关系到日本如何对待那场侵略战争、如何对待受害国人民感情的大是大非问题。试想,假如德国人膜拜希特勒,将遭到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何等反对和! 小泉参拜,已成为中日关系难以走出“政冷”僵局的首要原因。
在问题上,日本亲台势力不断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和协作。2005 年2 月19 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 2 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竟把“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4 月29 日,町村外相在纽约称:“(问题) 本来就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全然没有变化。”这是1972 年以来日本外相第一次提出日本仍在坚持中日复交前的干预,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华的数十年倒退。可见,日本在问题上的干预手法已开始由1996 年提出“周边事态”概念以来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自2004 年以来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由首相、阁僚数十次出面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由防卫官在东南亚兜售“中国威胁论”,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里写入“中国威胁论”的内容,以至2005 年上半年公然采取干预问题的姿态。与此相辅相成,日本军事进一步加快了由“专守防卫”向“日美一体化”、“对外干预型”态势转变的步伐。
在问题上,日本从过去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既成事实,转向由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企图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
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本国海域进行的天然气开发活动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日间有争议的“中间线”以东海域授权民间企业进行能源勘探,其政界甚至出现了要以舰艇为日本勘测船护航乃至不惜对中国船只动武的主张。
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领域,日本采取了拦截中国进入新市场的态势。日本以横插一杠的方式搅乱了中俄酝酿近10 年的“安大线”输建设项目,并在世界各地区对中国处处进行拦截,与中国极力争夺能源开发权和进口来源。
在对华日元贷款领域,日本把这一本属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日益“政治化”,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并已确定了继续削减乃至在2008 年完全停止提供的方针。
在周边关系领域,日本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试图拉拢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形成“牵制”中国之势。
未来中日关系的展望
当前,中日关系出现了共同利益和相互摩擦、同步增长、合作与竞争一起增大的新局面。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是一个不以哪一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同时也是经过战略对话有可能加以导向的“主观”进程。
在双边层次,中日关系能否走出“政冷”僵局,将取决于两国能否就相互间主要政治摩擦因素形成一套控制、管理和解决的思路与方案。
“历史问题”是目前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现实障碍”。这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敏感领域,同时也是必须加以妥善控制和处理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兼顾以下两个环节:第一,正视矛盾,积极对应;第二,控制矛盾,管理摩擦。
在未来近、中期内, “增进互信”将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其最低目标是加强对话,预防冲突。其中间目标是就相互分歧和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力求取得一定进展。其理想目标是就地区及国际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增进共识。中日两国国防部门之间将继续致力于开展多层次、多级别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由于安全与军事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势必将受到中日政治关系走向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安全关系的演变情况也将给政治关系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从长远看,加强中日民间、文化与学术交流,将是增进两国相互理解、缓解两国民众和之间的对立情绪、推动两国关系逐渐成熟化的根本途径。
就中国而言,应认清和接受中日“政冷”局面一时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现实,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波动起伏做好心理准备,不幻想靠一味让步或过度强硬来扭转“政冷”局面。这将有利于更加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中日政治摩擦,更加主动地推动对日关系全面向前发展。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给中国推动对日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寻求找到最佳平衡点。就是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
中日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两国可以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有效做法。两国可以采取“把蛋糕做大”的方式,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
在地区与世界多边关系层次上,未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进程将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美、日关系的走向将是其中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中日国力消长将是决定两国关系调整方式的基础,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和民间交往的发展将是促进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因素,中日双方的对外战略调整则将是决定未来两国关系框架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
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日本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基本上尚处于美国的影响和控制范围之内,因而中美关系如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则中日两国陷于全面战略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在未来15 年内,以中国的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条件,美国如能够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中美间如能形成稳定的战略协作局面,就有可能出现中美跨越太平洋“握手”态势。如这一前景出现,2020 年以后中日关系在地区格局中所占分量将相对降低,两国间的政治分歧也有望在国际大框架中得到缓解。
未来3 —5 年期间,将是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能否实现“软着陆”的关键时期。在这一
时期内,无论其中何者发生失控和军事冲突局面,日本都十分有可能以中国所不愿看到的方式介入进来,只是其介入方式与烈度将视局势的起因和发展进程而有很大的不同。无论如何,日本的介入都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伤害。反之,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如能在这一关键时期保持稳定并向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其后的时期,中日安全领域的重要隐患将有望得到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