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４月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Ａｐｒ．２０］５ 第３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朱桂莲 （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认同感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 础。基于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抗日战争对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 一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政治动员，也在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 概念的民族意识、培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以及促进人们对新民主主义 共和国国家形式的认同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政治动员；国家认同；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Ｄ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８３７（２０１５）０２一Ｏ０１６－０４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除社会制度之外的另 其他国家交往互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差异感，这种差 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而国家认同感则是民族 异感通过“我者”与“他者”的身份概念得以识别和强 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尽管中外各政治哲学 化。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中日之间的上， 流派在研究现代国家的演进和现状，以及建立现代 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他者”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 民族国家等问题时，在国家与国家认同的具体内涵 感凸显出来了。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 的界定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总体来说，现代民族国 在中国党的积极努力下实现了合作，而为构筑最 家认同的构建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必须 广泛的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所进行的政治动员，更是强 具有得到其他国家承认及国际社会认可的以保持其 化了中国人民对国家认同构建所需要的国家主权观 独特属性的权利，即国家主权；二是本国的公民能够 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识别的民族意识。 在政治实践和选择中与国家发生情感的联结，能够 第一，党、政、军领导人通过发布政治动员令、训 在现代民族国家合理性的基础上构建出对国家的身 令、宣言、声明、告全国人民书等政治动员形式，表达 份感，即“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 了国共两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并呼吁全体军民 竟是怎样一个国家”［１］４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所 共同保家卫国，增强他们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意 进行的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运动，在推动中国 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之间的已上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享有重要的地位。而 升到无法退让和妥协的最后关头，国共两党无论谁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为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所发 放弃国家主权和领土，都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 起的政治动员，在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 人。为此，改变之前所持的犹豫态度，表 同时，也对中国国家认同的构建产生了前所未有 达抗日守土之决心。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 的正面影响。 庐山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 （一）通过突出中日之间的和表达捍卫 盾的任何解决方法都不得损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 国家主权决心的政治动员。增强了中国人家主 整，即“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 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概念的民族意识 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 国家认同是在民族国家的互动中产生和强化 决心”ｌ＿２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发表抗战 的。也就是说，国家认同感实际上是主权国家在与 声明，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９ 作者简介：朱桂莲（１９７２一），女，湖北荆州人，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 第２期 朱桂莲：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３ ；１９３８年３月 ２９ Ｅｔ，在公布的《中国抗战建国 纲领》中，号召全国人民捐弃成见，戮力同心，共同担 负起抗战建国之大业。作为边区政权的领导者，共 产党则坚持一贯的抗Ｅｔ主张，就在“卢沟桥事变”发 生的第二天，也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抗战宣言，呼吁全 中国人民、和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寇的侵 略，把Ｅｌ寇驱逐出中国［４］３“；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 Ｅｔ，毛泽 东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呼 吁全中国的爱国同胞、爱国、爱国党派，一致团 结起来，争取中华民族的；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 Ｅｔ 至８月２５ Ｅｌ的洛川会议上，提出“十大救国 纲领”，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 主义出中国 Ｊ３ 。卯。国共两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的危急时刻所发出的关于集中一切国力维护国家主 权的呼吁和要求全体军民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祖国 而战的号召，培养和强化了中国民众的国家主 权观念与团结抗日救国的民族意识。 第二，通过以爱国和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 育，培养和强化全体军民的祖国观念和抗日救国的 民族意识，使他们积极地参加、支持抗日战争。比 如，的特种教育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重点 定位为“纠正国民思想，唤起祖国观念”ｌ＿５］，在开展国 民教育所用的课本里都充满了关于“爱国”和“抗日” 的内容：有我是中国人，我要爱中国，不让谁来侵犯 中国，谁来侵犯就打击谁。我愿意牺牲一切来保卫 中国，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生命 ］。中国党 也很重视通过社会教育激发民众的抗Ｅｌ热情，强化 民众的民族意识，如朱德就认为，抗战时期对农民进 行动员，最重要的就是“激发人民的深切的民族意 识”［７］。陕甘宁边区于１９３８年４月颁布的《国 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报告提纲）》中，指出：“国 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 心”［８］５驺；１９４０年３月，发出《关于开展抗 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强调要把国民教育 的开展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宣传教育部门的中心任 务之一［９］。通过开展教育活动，把党和国家的、 奋斗目标、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民族和国家意识灌 输给全体军民，提高了他们对祖国观念的认识及抗 日救国的民族觉悟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也在客观上 强化了他们对中国民族概念“我者”的认同。 第三，通过以戏剧、歌曲、诗画等为主的文学艺 术形式的政治动员，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 质和暴行，强化了中国人民的同胞意识，构建了以日 本为“他者”对象与中国“我者”的认同。如在 特种教育课程中，就有“日本人，真无理，侵我国，占 土地，杀同胞，烧房屋，抢财货，奸妇女，抛，放毒 气，我国民，死无数。我同胞，快奋起，拿刀，杀倭 鬼，救国家，救自己”［６］这样的内容。而党的军 队政治部门或地方的文化部门，则组成各种文 化团体，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日寇的野蛮和残暴，以 激发人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如著名戏剧《放下你的 鞭子》《打鬼子》，著名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救亡进 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 去》，以及那些具有群众性和战斗性的街头诗、朗诵 诗和传单诗等，这些文学艺术形式或通过真实地再 现日寇的暴行和残忍，以及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 和耻辱，来展现抗日将士的英勇无惧，或以真切充沛 的感情表达，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颤，在激励人们英 勇战斗和积极生活的同时，也激发人们从内心产生 对苦难同胞的同情，以及对日寇仇恨的情感共鸣。 （二）通过进行全体军民政治参与的政治动员。培 育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 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作为近代 以来所形成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崭新组织形态的现代 民族国家，“不再注重血缘文化属性，而是强调公民 共同实践政治权利的集团意志”＿１ 。换句话说，现 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社会公民在政治实践和选择中 达成共同政治认知的基础上构建出的能区别“我者” 和“他者”的共同象征体系，是社会成员确定其能够 满足自己的需要后才认可的政治权威。因此，社会 成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公民主体意识，是构建现代 民族国家认同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抗日战争时期 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在通过各种方式调动全体军民 参与抗战救亡积极性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国国家认 同所需要的公民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 第一，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对社会民众广泛 参与抗战救亡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培育中国国家认 同的公民主体意识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基础。 对于敌强我弱、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来说，通过政治 动员的形式帮助全体军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 质，认识抗战救亡的重要性，以及坚定军民的抗战信 心，是抗战能否持久进行和取得胜利的前提。如蒋 介石强调，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除了组织、训练 和武装全国民众，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外，别无他 途，“抗战之胜利，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 力－［Ｉｉ］；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１８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３卷 存在于民众之中，，［４１ ５１１，“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 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 的供给”［４］４ 。在两党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国民 党颁布了《战时民众团体工作指导纲要草案》， 明确了“启发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增进民力，充实国 力，安内攘外，复兴民族”＿ｌ。］为抗战进行社会动员的 指导思想；党则把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 文艺等都纳入宣传活动的范围内，并成立各种宣传 组织，深入普通民众生活的区域和抗战前线开展宣 讲活动。毋庸置疑，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人对社 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重要性给予的充分肯定，为扩大 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形成了上的 共识，同时也促进了相关法令的制定与执行。 第二，通过政治改良，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空 间，培育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采取何种方式对 广大军民进行动员，使他们自愿投身于抗Ｅｌ战争之 中，是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最先考虑的问题。国民 党在抗战开始后，不仅释放了救国会领袖及一 部分在押的包括党员在内的“政治犯”，还从法 律制度方面进行改良。比如，废除和修改了 《危害紧急治罪法》等一些不符合国共两党团结 抗日要求的法令；设立了包括党在内的各抗日 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 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１ 。虽 然随着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抗战的重 点又开始转向了对内，他们消极抗战、积极，打 压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重申“一个 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主张，极大地 破坏了人民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但党却以民族 大义为重，坚持正确的抗战，在抗日根据地对人 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行动给予了引导和培育。通过 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改良，调动了人民群 众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参与的积极性，把一些具有 强烈抗日民主意识和工作能力的群众，吸引到抗日 民主政权内部或抗Ｅｌ民主政权的周围。这些的 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可能 性，哺育了他们的公民主体意识，为中国现代民主政 治的发展和国家认同的构建奠定了社会主体的基础。 （三）通过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形式的理论构建和 宪政民主政治的运动与实践。为中国国家认同奠定 了民主价值和社会制度认同的政治文化心理 现代国家作为民族与国家的汇合，虽然强调的 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形态，但由于绝大多数 现代民族国家都不是由一个同质性的民族所构成， 在多元社会中文化传承和价值选择具有纷繁复杂性 和多样性，使得依靠血缘文化意义上的集体认同很 难达成政治社会所需要的基本共识，所以，就需要创 设一个制度来提供社会需要的基本政治价值和政治 德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就是对社 会共同价值的认同，而为社会共同价值凝聚提供基 础的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则是衡量爱国心与国家认 同的重要指标ｌ＿１＿】。。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虽然 起始于孙中山先生时期，但“中华”的建立，并没 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构 建出凝聚社会共同价值的社会制度。在抗战 中后期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推行政治、文化主 义和经济垄断主义，从各个方面打压其他抗日力量， 而其却又控制不了制度方面的，这就注定了资 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认同构建最终将走向破灭。共 产党为达到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目标，而在与国民 党的合作与斗争中，以及在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和边区民主政权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新民 主主义宪政思想，为困苦境遇下的中国民众的国家 认同的构建提出了新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制度目标。 第一，通过对新民主主义宪政民主政治内涵的 构建，使得新民主主义民主成为中国民众所认同的 共同价值目标。在抗战初期，中国党就一再主 张，要挽救中国，避免其沦为殖民地，唯有实行民主 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主 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１ 这个民主，就是１９４０ 年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宪政民主。指出：“宪政是什么 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它“既非旧式的民主，又 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 政……就是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 的民主专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宪政，，【 ｌ７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宪政民主首 先是反帝的民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是能 保证除了汉奸反动派之外的一切社会民众的民主； 同时，新民主主义宪政民主又必须是反黑暗，反 官僚、反封建、反贪污的民主，也就不能是某一 个党派或少数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民主，是必须能保 障全体抗日民众都充分享有、政权、财权，以及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权利的民主。这 些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民主的观点，最大限度地涵 盖了各阶层社会民众的政治权利诉求，体现了最广 泛的民主，因而也为社会各阶层民众所接受，成为他 们所认同的共同价值目标追求。 第２期 朱桂莲：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１９ 第二，通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和民 主制度构建，为中国民众构筑了为之奋斗的社会目 标。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２日，西北办事处制定《陕甘 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明确指出：“陕甘宁边 区为争取中华民族，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 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１ ，目的是“做 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 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 路”［１ 。中国党关于民主制度的建设， 先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政治上是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 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 阶级专政的社会”［４］６盯；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 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 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 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４ 盯；在文 化上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Ｌ ｊ７ 。把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就是要缔 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于这个新中国的国家制 度建设，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作 了具体的描述，在政权性质上，强调是“民族统一战 线的，，［ “，但要保证党的领导权；在人员构成上， “应规定为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 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 一”［４ 铊；在选举制度上，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不分 性别、种族、阶级、信仰、党派和文化程度，都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在施政方针上，强调“应以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 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 点，，［４１７４３。通过这些具体的描述，表达了崭新的 政治民主诉求，同时这一目标也使各抗日民众都能 感受到自己的政治民主权利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从 而成为他们认同的社会政治目标，在推动了全国政 治民主化的同时，也构建着他们的民主价值和社会 制度认同等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心理。 第三，通过领导和推动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扩大国统区民众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体模式的认 同。在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尽管成 立了国防参议会，并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于 １９３８年７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但因为参政员 绝大多数是党员，以及各种国民参政议 政权力的条款等原因，使得表达实际上很有限。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重拾的方针 ，直接对中国党和抗日进步团体进行、 打击和破坏，同时还在国统区实行高压，打击和 进步人士，这些做法背离了人民对民主国家的 向往和渴求。为了在战后能建成真正民主的国家， 中国常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支持和 引导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发表《新民主 主义的宪政》，揭露顽固派反宪政的本质，并 指出中国人民需要的“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对于 汉奸反动派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决不是 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Ｉ４ ， 还呼吁人们冲破的，把民主宪政运动真 正向前推进。随着倒行逆施的加剧，国统区 的中间势力日趋向左转，提出的由各抗日党派 组成联合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得 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 斗的纲领，从客观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认同 的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构建。 参考文献： ［１］ 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初期省籍意识的 政治文化分析［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 龚古今．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Ｍ］．武汉：湖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３：７６． ［３］ 王维礼．中国现代史［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４１０． ［４］ ．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３４４—７４３． Ｅｓ］ 彭以巽．参加七省特种教育工作会议始末ｌ－１］．特教通 讯（复刊），１９３８，１１（５）：３２． ［６］ 周晓东，卫静春．特种教育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 员——以江西为中心［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２）：６０—６３． ［７］ 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Ｍ］．袁文，窦树榛，袁岳云，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１７． ［８］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 方针部分：上［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９］ 文件选集：１２［Ｇ］．北京：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３２８． ［１Ｏ］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Ｊ］．Ｐｒａｘ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２，１２（１）：１—１９． ［１１］ 中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华二十七 年四月一日）［Ｇ］／／中国执行委员会训练 委员会．中国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案汇 编．南京：中国执行委员会训练部，１９４１． Ｅ１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９：２． （下转第６１页） 第２期 朱松苗：“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何以可能 ６１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Ｃａｎ Ｂｅ Ｂｏｒｎ”？ ——Ｏｎ 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ＺＨＵ Ｓｏｎｇ—ｍｉａｏ ’。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ｒａｔｕｒｅ，Ｙｕｎｃｈｅ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ｕｎ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０４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ｅｔ：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Ｚｈｉ Ｑｉｎｇ’’ｏｒ“Ｑｉｎｇ Ｚｈｉ’’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Ｚｈｉ Ｑ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ｎａｍｅｌｙ＇ｔｏ ｅｍ— Ｄ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ａｔ“Ｚｈｉ Ｑｉｎｇ’’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ｉｎ ｉｔｓ ｕｓｕａｌ ｓｅｎｓｅ－－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ｎｏｒ ｔｈｅ“ｄｅｓｉｒｅ’’ｉｎ ｉｔｓ ｕｓｕ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ｎ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Ｚｈｉ Ｑｉｎｇ’’ｂｙ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 ｔｈａｔ‘‘Ｚｈｉ Ｑｉｎｇ’’ｉｓ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ｅ，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ｗｈｏｓ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１ｏｖｅ． Ｉ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ｃａｎ ｂｅ ｂｏｒｎ’’ｗｈｉｌｅ ｉ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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