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史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
说盛唐诗雄壮浑厚，是就其总体风貌特征和主要倾向而言。大致说来，盛唐诗绝大多数是浑厚的，但有一部分诗篇特别是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篇，风格冲淡闲逸，虽也自然浑成，但并不雄壮。这类诗篇在盛唐诗中毕竟只占少数。盛唐气象是一种宏观性的概括。
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盛唐诗人的豪情壮志。诗人们面对当时国势强
大、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大抵胸襟开阔，意气昂扬，希冀建功立业。他们喜欢描写祖国壮丽的山河，边陲奇伟的风光、紧张的战斗和自己的豪情壮志。他们追求“鲸鱼碧海”（杜甫《戏为六绝句》语）的壮阔诗境。这就形成了盛唐诗的雄壮风貌。二是对前代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盛唐诗人竭力扫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诗风，重视向汉魏古诗、乐府诗学习，注意发扬汉末建安时代明朗刚健的优良诗风。从诗歌本身的继承关系说，盛唐诗的雄浑特征，得力于此。
一部分盛唐诗，较充分地反映了唐帝国强盛期的时代面貌，但盛唐气象和盛唐时代面貌不是一回事。文学史上的盛唐，指唐玄宗、肃宗两朝，约五十年。玄宗后期，政治，国势开始衰落，中经安史之乱，更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但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后期诗，仍然富有雄浑的特征。举例来说，杜甫的《望岳》诗写于盛唐前期，固然表现了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伟抱负。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写于安史之乱前夕，表现了唐帝国岌岌可危的形势和诗人的忧心忡忡，却仍然气象雄浑。杜甫晚年所写的《登楼》《登高》两首七律，表现唐朝受外族侵凌的衰败局面和诗人的迟暮心情，境界仍然雄壮阔大。此类的例子尚多。杜甫晚年的这类诗篇，往往被明清诗论家誉为表现盛唐气象的佳作。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乱后所写的不少诗篇，也具有雄浑风貌。盛唐后期，时代面貌大变，但李、杜等人在前期所形成的心态没有消失，所追求的明朗刚健诗风也没有消失，所以仍能写出不少雄浑的诗篇。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盛唐诗是唐诗史上的高峰，以雄壮浑厚为特征的盛唐诗气象，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盛唐气象”的提出及其内涵
作者:子规 时间:2008-12-20 0:09:50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280
在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论著中，常常会碰到“盛唐气象”一说。然而，它是何人提出的？时间概念如何？所及范畴怎样？具有哪些审美特征？……却每每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依笔者考察，在现当代学者中，最早提出“盛唐气象”这一概念的，是林庚先生。他在《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就以《盛唐气象》为题，来说明盛唐时期的诗歌审美特征。他写道: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
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起来，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人说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早如胡适就曾于1928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
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
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况且道教正在发展，做人最高的标准便是神仙。所以那时诗人的人生观都像胡适所说的是‘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
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年—755年），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天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
上述三先生描述的盛唐诗歌，已经在着眼于对时代风格、时代精神、时代面貌的总体勾勒，并将它们与唐代其他时期的诗歌相比较，从而为以后“盛唐气象”的正式提出打下了基础。当然，如果还要往前追溯，实际也可发现，“盛唐气象”之说，早在南宋严羽那里就有了开端。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他还说，学诗“当以盛唐为法”。在谈到诗法时，他指出：“诗之法有五：曰，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在这里，严羽将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的诗歌作了区别，并提出了“气象”一说，但未阐明它的内涵。不过，他在《答吴景仙书》中的一段话，似可对此进行注释。他写道：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据此可见，严羽是最早提出盛唐“气象”的学者，只是未具言“盛唐气象”而已。再者，他这时的“气象”之论，还很狭窄，仅限于诗歌的艺术风格；所指风格，又止于“浑厚”一条。因此与当代林庚先生所说“气象”，不可同时而语。然而，倘指“盛唐气象”论的滥觞在严羽那里，却是讲得通的。
那么，“盛唐气象”在时间上是否仅限于历史学家所说的“盛唐”，即唐玄宗在位时的开元、天宝时期（713年—756年）呢？回答是否定的。作为文学史上的“盛唐”，当如明代沈骐在《诗体明辨•序》中所指出的：起自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终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计53年。至于初唐，沈骐认为当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开始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止，计95年；而中唐则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计70年；晚唐起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终于哀帝天祐三年（906年），计71年。后来有不少学者又将文宗开成（共5年）与武宗会昌（共6年）凡11年也并入中唐，而将晚唐的起始年定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这样，文学史上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期便各为95年、53年、81年、60年。杨柳先生认为：“这样分期似较沈骐的分法要自然而合理一些。”
学者们之所以要将“安史之乱”时期（755年—763年）也并入盛唐，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诗歌仍呈盛大的繁荣景象，其艺术特征与时代精神、时代风貌也大体未变；而作为“盛唐气象”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诸如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刘长卿、储光羲、綦毋潜等，都曾经历过“安史之乱”；他们诗歌的黄金时期，大体与此同步，或者延续至这一时期。而“盛唐气象”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高山仰止，主要是因为“盛唐”时期有着一个代表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诗人群体。其著名者，除上面提到的诗人外，还有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去世的贺知章、张若虚、张说、张九龄、王之涣、孟浩然、李颀、王湾、王翰、常建、崔国辅、祖咏、刘眘虚、崔颢以及也亲历过“安史之乱”的孙逖、李华、萧颖士等，真是光彩熠熠，群星璀璨。其中李白、杜甫则无疑属于光芒万
丈的巨星，堪称盛唐气象的“双子星座”。
那么，“盛唐气象”所包孕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林庚先生则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其实，这还不够。在笔者看来，作为“盛唐气象”内核的东西，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唯美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这在拙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了。下面仅从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王维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若论眼界、胸襟和见识，他们就差多了。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
仪略》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浑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远远高出于其它的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据两《唐书》、《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等载，从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短短的五十年间，人口就从37140000，增加到52919309，增幅达40％。人口激增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富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新唐书·食货一》）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杜甫在《忆昔》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玄宗诛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腐朽势力后，任用姚崇、宋等贤相，整顿吏治、检括田户、改善财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以及宋。姚崇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为政简肃，掊断如流。开元元年（713），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这三个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于开元四年（716）罢相时推荐宋继任相位。宋耿介无私，直言急谏，而且工于文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贯彻姚崇的，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宋这样的人物，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对于佛教，玄宗在开元初期曾经采取一些的，但总的看来他对佛教还是尊重的，对于开元年间传入的密宗尤有兴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举；在两京设立崇玄馆；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发展空间的扩大是一个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盛唐文人之间有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气象的形成。杜甫在《忆昔》中回忆开元年间的情况说：“天下朋友皆胶漆”，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他们觉得某个人受了委屈，就为之大声疾呼，有担待、不世故。杜甫为郑虔鸣不平：“诸公
登台省，广文先
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李白为王十二鸣不平：“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而当他们佩服一个人时，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扬之。从贺知章和杜甫对李白的推崇、李白对孟浩然的称颂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坛那种良好的气氛。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醉后的狂态，欣赏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还有一个人应当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就是张说，他是从初唐
过渡到盛唐的关键人物。他的诗还带着初唐的拘谨，不具备盛唐诗歌那种浏亮与光彩。但是他“前后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笔”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他特别奖掖后进，他所奖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三十余人。还有一些是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以政绩著称的，如房、李泌、刘晏等。这种奖掖后进的做法已经形成传统，贺知章和张九龄受到张说的拔擢，他们又再奖掖后进，如贺之对李白，张之对王维。从以上所举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样的大度。盛唐文坛的情况可以借用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两句话来形容：“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总之：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惟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盛唐不过短短的五十年，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
